第一章

伊丽莎白·马普小姐看上去不妨算作四十岁，她也就趁着这个机会，比四十只大了那么一两岁。她的脸色红得鲜艳，长年的怒气和好奇在脸上犁出了一道道褶子；不过，正是这两种叫人精神焕发的情绪，让她的头脑和身体都保住了惊人的活力。所以，不管走到哪里，人家都会觉得她还算年轻——只有在她久居的这座迷人的小镇上例外。怒气，再加上对每个人最深重的怀疑，使她青春常驻，始终沸腾不息。

在这个炎热的七月早晨，她像一只硕大的猛禽，坐在花园屋那扇方便之至的窗前。这扇窗宽宽地向外凸出，是一处极有价值的战略要地。花园屋坚固宽敞，和住宅正面成直角，从这里可以顺着一条极有意思的街道一直往下望，街的下端通到蒂林的大街。恰好在她家大门对面，这条路拐了个急弯。因此，她从这扇凸窗往外看的时候，自家的房子在左手边，与窗子成直角；那条街在她面前陡然向下伸去；右手边，这条路的后半段一览无余，尽头是一片废弃的墓地，围着那座诺曼式的教堂。不过，教堂有什么值得一看的，导游手册上都查得到，马普小姐也不大在这类古老可敬却冷冰冰的题目上费心思。更合她心意的是，教堂和她的战略窗口之间有一座小屋，住着她的园丁。这样，只要她手头没有别的事，就可以看见园丁是不是不到十二点就回家去了，或者一点钟还没回到她的园子里来，因为他非得在她眼皮底下穿过这条街不可。她也能看见园丁那一家没出息的人，有没有谁从她园子的门里出来，提着沉甸甸的可疑篮子，里面说不定藏着偷带出去的蔬菜。就在昨天上午，她还面带危险的微笑，急匆匆地赶出门去，拦住一个提着满满一篮东西的小顽童，打听“那只好看的篮子”里装的是什么。那一回，那只好看的篮子里原来装着一张草莓网，是送去给园丁老婆修补的；所以除了核实它有没有送回来以外，也就没有别的事可做了。她是从花园屋一扇正对草莓畦的侧窗核实的；那扇窗前有无花果树的大叶枝条挡着，她尽可以挨着窗子坐，偷看也不会被人看见。

除此以外，右手这条通往教堂的路就没有多大要紧了（星期天上午除外，那时她能把做礼拜的人几乎一个不落地列成名单），因为路两旁的简陋人家里，没住着一个真正值得留意的人。左手是自家房子的正面，和战略窗口成直角，在这一边，可以做出——而且确实做出了——许多有用的观察。窗子靠房子那一侧，随随便便地拉着半幅窗帘，她可以躲在帘子后面，盯着正在干活的女仆，看她有没有把身子探出窗外，有没有跟街上路过的朋友搭话，有没有拿掸子朝人挥手打招呼。一有这样的发现，她就会迅速地来一次侧翼行军，穿过几步路的花园，悄悄溜进屋里，无声无息地上楼，把正在当众调情的犯人当场人赃俱获。不过，左右两边这些家庭间谍活动都淡而无味、索然寡趣，比不上窗子正前方那条街：那里每天每时都有重大发现，等着训练有素的观察者。

蒂林的社交动向，几乎没有哪一样不能从马普小姐这座鹰巢里得到证实，或者至少合情合理地推测出来。紧挨在她家下首左边，是弗林特少校的宅子，和她家一样是乔治王时代的红砖房；对面是帕芬船长的家。两人都是单身汉，不过大家普遍认为，弗林特少校年轻时有过几段惊人的风流韵事，而且一有人提起跟决斗沾边的事，他总是十分唐突地把话岔开。因此，推断他经历过一些流血的事，也不是没有道理。还有一件事给这浪漫的猜测添了色彩：每逢潮湿、容易犯风湿的天气，他的左臂就十分僵硬，有人听他说过，他的伤又在折磨他了。究竟是什么伤，谁也说不准（可能是种牛痘留下的疤，也可能是马刀砍的口子，什么都有可能），因为他每次说完伤在折磨他，总要补上一句：“呸！别提一个老兵的事了，够了。”接下来他尽可以句句不离这个老兵，老兵的旧日征战，他却总是遮遮掩掩。他在印度服过役，倒是很有可能，因为他把午饭叫作“提芬”，招呼客厅女仆时喊一声“奎嗨”¹。既然那女仆名叫萨拉，这显然是他住在印度平房里那些日子的遗风。他不发火的时候，对男人爽直热情；可不管发不发火，他对小仙女们，也就是可爱的女士们，总是殷勤浮夸到了极点。他的表链上确实挂着一只小金匣子，里面装着一绺头发；有人见过他亲吻它，他当时以为没人看见，未免大意了。

在这个阳光明媚的七月早晨，马普小姐在窗前坐下，目光在少校的宅子上停留了一会儿，才转开，嫌恶地瞥了一眼晨报画刊封底的图片。画上大多是年轻女人，有的在浪花里围成圈跳舞，有的躺在沙滩上，摆出些马普小姐不屑于摆的姿势。少校和帕芬船长都不是早起的人，不过到了这个钟点，也该看到最初的生命迹象了。果然，就在这一刻，她清清楚楚地听见了一声闷吼，凭她老练的耳朵，一下子就听出那是“奎嗨！”

“这么说，少校刚下楼吃早饭，”她机械地推断道，“都快十点了。我想想：星期二、星期四、星期六——喝麦片粥的早晨。”

她锐利的目光移到了正对着麦片粥那家的房子上。她刚望过去，就有一只手从楼上一扇小窗里伸出来，把一块海绵搁在窗台上。接着，有人从里面把下半扇窗使劲拉下来，压住海绵，免得它被风吹落到街上。可见帕芬船长这天早上比少校晚了一点。不过他总是先刮脸、刷牙，然后才洗澡，所以两人之间只差几分钟。

蒂林的全面调动要到十点半才铺开：生命从夜的蛹壳里一点点破茧而出，扑扑地振翅；镇上的女士们挎着柳条篮子出门采买家用；男人们成群出发，去赶上午十一点二十分开往高尔夫球场的蒸汽电车；一天的职责与消遣，也都迈出了头几步。所以马普小姐尽有工夫浏览报纸标题，对这两座房子的主人作一番贞洁的沉思，然后才真正需要打起精神，一样也不放过。两人之中，弗林特少校无疑更吸引女人。多年来，马普小姐一直在设法哄他娶她，而且远远没有罢休。他有一身冒险的履历；门厅里虎皮地毯铺了满地，又像涨潮似的漫上墙去，散发着印度的浪漫气息（还有樟脑味）；他态度傲慢而殷勤，大声地“呸”，对“胡说八道、一派胡言”嗤之以鼻，争论起来拿拳头捶桌子；他有他的伤，打高尔夫挥杆惊人，容不得任何相信鬼魂、细菌或者吃素的人——凡此种种，使他身上有一种冒失而危险的魅力，你会觉得面前是一块刚从造物主的熔炉里取出来的热炭。帕芬船长呢，却是完全不同的泥土捏成的，不同到几乎不能算是泥土捏的。他跛脚，又矮又瘦，门厅里挂的不是野性的虎皮，而是一串串温和的珠子和巴布亚人的围裙。他举止急促，心不在焉，嗓音尖细。然而在马普小姐心目中，他这副不起眼的外表背后，有一种神秘的东西——正因为表面上一点也看不出来，就更加神秘了。弗林特少校又是嚷又是哼的，谁也不能说他有一丝一毫的神秘。他把响当当的牌全摊在桌面上，一张张又大又笨的老K和A。可马普小姐很拿不准，帕芬船长手里会不会藏着一张鬼牌，迟早要亮出来。当帕芬太太不如当另一位太太那么诱人，不过她偶尔也远远地考虑一下。

不过，两人的行踪虽然大多交代得一清二楚，身上却都有一种神秘。照例，他们上午一起打高尔夫，下午休息——这一点很容易证实：任何人只要在无风的日子里，站在他们两家之间的路上，就能听见那响亮而有节奏的呼吸声，扇动着宁静的空气——随后，他们准会出门去赴茶会，打桥牌一直打到晚饭时分；要是没有人请他们去这类消遣，就到乡村俱乐部占两张扶手椅，或者吃力地打台球攒满一百分。在蒂林，茶会虽多，出门赴晚宴却非常少见；家里吃过晚饭到上床之间的一两个钟头，靠单人纸牌或拼图游戏打发。可是马普小姐一次又一次看见，这两位邻居的起居室里还亮着灯，而在那个钟点，蒂林还亮着的灯一律只该在卧室里，说真的，连卧室的灯也早该熄了。就在上个星期，她被一阵不明不白的消化不良从睡梦中拽了出来（她怪在一只小青苹果头上），竟在凌晨十二点半，看见帕芬船长起居室里的灯光还透过百叶窗亮着。这让她兴奋极了，冒着一头栽到街上的危险从窗口伸长脖子，又看见弗林特少校家里也同样亮着灯。可见两人当时并不在一起，否则，随便哪位精打细算的户主（上帝知道他们两个都够抠门、够省俭的，就算上帝不知道，马普小姐也知道）要是到朋友家去谈天，都会把自己家里的灯关掉。第二天夜里，消化不良早已不疼了，她却把闹钟定在同一个不像话的钟点，又观察到一模一样的现象。这样晚睡，当然足以解释他们为什么吃早饭这么晚；可是为什么，马普小姐简洁有力地问自己，为什么这样晚睡呢？当然，他们两个都用夏令时，而蒂林的大多数人断然不肯仅仅因为劳合·乔治先生一声令下就把表拨快（坐火车的时候除外）；可就算把这一点算进去……接着她发觉，对奉行夏令时的人来说，夏令时只会让钟点显得更晚，所以根本算不上借口。

马普小姐的头脑不会相信不大可能的事，而眼下关于他们晚睡的流行解释，确实非常不大可能。弗林特少校常对大伙儿说，他正在整理日记，而在蒂林这愉快的生活旋涡里，只有晚上独处的时候才不受打扰。帕芬船长则自称对蒂林的古代历史怀着学者的好奇，正在准备一部这方面的专著。只要人家容他说，他可以一连几个钟头谈论镇南那片沼泽地是怎样从海里围垦出来的，谈论那条筑在高高的堤道上、至今仍有遗迹可寻的古罗马大道。可是马普小姐认为，要把研究一直做到那个钟点（煤气还卖着眼下这个价钱），非得弗林特少校自我中心到空前的地步、帕芬船长对古物的热爱也同样空前才行。不，马普小姐心里更清楚，只不过她还没有拿定主意，她清楚的究竟是什么。说自我中心（哪怕是在这个人人写日记、写自传的年头）和古物能解释得了这么多研究，她在心里一口回绝，就像健壮的胃一口回绝不洁的食物，带着同样健康的不容分说；她可不让这种念头留在肚里，暗中毒害自己。可是，她拿起那副轻巧的铝制观剧镜，想看清楚此刻高抬着腿、腾跃着走进大街文具店的是不是伊莎贝尔·波皮特，这时她暗自感叹了一声——这是她第三百六十五次在早饭后这么感叹了——“真是叫人捉摸不透”；因为从她头一回看见那几方半夜亮着灯的神秘百叶窗算起，到今天恰好整整一年。其实，“叫人捉摸不透”在马普小姐的词汇里常常短暂露面，只是为同一件事一用就是一整年，倒是空前的。可是“被难住了”这几个字，还从来没有玷污过她那一泓纯净无瑕的英语之泉。

动静开始了。普莱斯托太太挎着她的柳条篮子，从教堂旁边的拐角转过来，朝马普小姐的窗子这边走来。她们两人之间眼下正有些冷淡（是在一阵激烈的火热之后），起因是一团颜色鲜艳的茜红色毛线：一个健忘的布店老板明明已经答应留给马普小姐，却把它卖给了普莱斯托太太……不过马普小姐宽宏大量，不屑于去回想这桩小小的侵占案的那些卑劣细节。火热早已消退；就马普小姐这方面说，只要普莱斯托太太还回那团毛线，她完全愿意让这股冷淡马上回升到平常的热络温度。表面上、公开场合里，友好关系已经恢复了。既然冷淡已经持续了六个星期左右，那团毛线很可能早已织进了普莱斯托太太的套头毛衣或者冬天围巾的花边里，那就只好拿一番得体的道歉来代替了。所以，普莱斯托太太走得越近，马普小姐的眼睛就越看不见她；等走到能打招呼的距离，她已经完全消失了。与此同时，波皮特小姐从大街上那家文具店里出来了。

普莱斯托太太在马普小姐窗下的拐角转了弯，一颠一颠地沿着陡坡往下走。她走路的样子，就像街头卖的那种机械玩偶：三条腿像辐条一样装在一个圆圈上，于是两只脚就从裙子底下一伸一缩，带着荷兰木偶般僵硬的规律。她的身材有一种矮墩墩的圆滚劲儿，跟她的步态正好相配。经过帕芬船长家餐厅窗口时，她分明往里瞧了一眼，还带着她特有的那种不合时宜的孩子气，冲着窗子摇了摇胖乎乎的小手。到了弗林特少校家再过去的那个拐角，她犹豫了一下，便拐进巷口，往怀斯先生住的那条小街去了。牙医也住在那里。既然怀斯先生出门去了欧洲大陆，普莱斯托太太几乎可以肯定是去找另一位的。马普小姐迅速想起，昨天在巴特利特太太家的桥牌会上，普莱斯托太太挑着吃的是软心巧克力，而不是夹牛轧糖或杏仁的那种。这就为牙医一说又添了一条证据，因为一般说来，只要戈黛娃·普莱斯托在屋里待上一两分钟，你就别想再找到一块牛轧糖巧克力了……她穿过那条狭窄的卵石路时——圆圆的卵石缝里长满了茂盛的青草——绊了一下，又飞快地往前小跑了几步，才稳住身子，那两只圆圈似的脚闪闪地转着，快得就像一只画眉在草坪上疾走。

这时，伊莎贝尔·波皮特已经走到鱼店门口，就在普莱斯托太太消失的那个拐角往下数第三家。她腾跃的步子在那里停了一下，一只膝盖高高抬起，活像一尊骏马腾跃的雕像，然后才决定往前走。可她只走到隔壁的水果店，一个腾跃就跨上了店门前高出街面的三级台阶，罗马鼻子高高翘在空中。不一会儿她出来了，篮子里却没有什么像甜瓜那样明显的圆东西鼓出来，好让马普小姐看清她到底买了什么；接着她又回到鱼店去了。她总不至于把鱼放在水果上面吧？就在马普小姐清明的头脑否定这个假设的当儿，真正的答案突然跳了出来。“冰，”她自言自语道。果然，波皮特小姐出来时，篮子顶上冒出一个有棱有角的尖儿，用纸包着，纸已经湿了。

波皮特小姐沿街走了上来，马普小姐又把画刊举了起来，那幅叫人恶心的布赖顿海中仙女图朝着窗外。她从画刊后面偷偷往外看，发现波皮特小姐的篮子里似乎正渗出鲜红的静脉血来，便断定她买的是红醋栗。这一点，再加上那块冰，推测就完整了。她买的是有点碰坏了的红醋栗（不然不会渗得这么快），为的是做冰镇红醋栗“傻瓜”²——上次马普小姐家的桥牌会上，她可是放开肚皮吃了不少。这一手实在卑鄙，因为冰镇红醋栗傻瓜是马普小姐的发明，每逢有人夸奖，她总说这方子是从她祖母那里传下来的。可是波皮特小姐显然已经向马普奶奶下了战书，而且显然也猜到了，相当次的水果——分明已经“变味”了的水果——只要冰得够狠，是尝不出来的。马普小姐只能盼着，此刻在她窗前一颠一颠经过的那只篮子里的水果，已经“变味”到开始发酵了。发酵的红醋栗傻瓜吃起来味道恶心，要是硬着头皮吃下去，后果更是不堪设想。也许得让波皮特小姐落个人人嫌弃的下场，才能教会她不要擅闯马普奶奶的私家园地。

伊莎贝尔·波皮特跟母亲住在一起，那位母亲浮华又爱居高临下，家就在园丁小屋再过去的拐角处，对着教堂西头。她们算是蒂林的新住户，两三年前才在这里定居，蒂林人还没有完全不拿她们当相当可疑的人物看待。怀疑仍在闷燃，只是不再冒火苗罢了。她们无疑很有钱，马普小姐怀疑她们是发战争财的暴发户。她们雇着一个男管家，母女俩都很怕他；波皮特太太吩咐他做事时，他几乎要耸耸肩膀。她们有一辆汽车，波皮特太太动不动就提起它，一个向来坐惯了汽车的人是不会这么常提的。她们每年冬天去瑞士住一个月，每年夏天去苏格兰，“赶打猎季节”——波皮特太太这话说得真是可怕。这一切看上去都很不妙。虽然伊莎贝尔也遵守蒂林的规矩，每天上午挎着柳条篮子去采买家用，买碰坏了的水果做傻瓜，穿着良好教养和微薄收入所要求的那种别出心裁的自制衣裳，马普小姐却遗憾地担心，这些习惯并非出于纯洁天生的朴素，而是出于野心：想让蒂林的老世家把她们当自己人接纳。可是，一个真正的蒂林人，要男管家和汽车做什么呢？就算这些还不足以让人严重怀疑“古意小筑”住户的诚意，马普小姐也还清清楚楚地记得那可怕的一刻，这么些年过去了，丝毫没有褪色：在一次实在过于丰盛的午宴上，波皮特太太打破沉默，问普莱斯托太太，难道她不觉得附加所得税对“我们这点小收入”来说是一项沉重的负担吗？……马普小姐猛吸了一口气，仿佛疼痛难忍，喘了几下，才把话题岔开了……最糟的一件，也许因为是新近的事，是波皮特太太刚刚荣获员佐勋章，也就是大英帝国员佐勋章，还把它印上了名片，仿佛生怕这桩丑闻冷下去。她对蒂林医院的贡献，只不过是自己不用车的时候把汽车借给医院；而蒂林手工会的会员们织得手指都见了骨头，做的七尾绷带接起来能通到月亮上，却没有一个人得到过这样的勋章。要是有人给过她，她可知道该怎么办：给首相写一封措辞尖刻的信，说她工作不是为了指望得到荣誉，而纯粹是出于爱国——这肯定就是马普小姐的回敬。波皮特太太的名字见报时，她真的起草了这封信，此后又勤勤恳恳地把历次授勋名单一栏一栏读下来，确认她这位蒂林手工会的创办人没有遭受同样的侮辱。

波皮特太太是个往上爬的人：她就是这么个人。马普小姐也不得不承认，她爬得可真够灵巧的。男管家和汽车（经常供波皮特太太的朋友们使用），还有那接连不断的午宴和茶会，都起了作用；她不是靠围困让蒂林挨饿投降，而是靠喂饱它让它投降的。马普小姐觉得，只有她一个人还维护着老世家的尊严。所有老世家里，唯独她这一家（何况只是孤零零一个老姑娘）没有向波皮特母女投降。当然，她并没有把自己的坚贞不屈推到——可以这么说——绝食的地步，因为那是一种古怪的行为，只配那些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激进分子去干。波皮特家的款待，她能享用的都享用了，但是（这里就用得上她的原则了）她从不回请这位大英帝国员佐，虽然偶尔也请伊莎贝尔到家里来，并且一有机会就狠狠地数落她……

这番恶意的回顾在马普小姐脑子里飞快而顺畅地掠过，丝毫没有妨碍她敏锐地观察蒂林人事的潮汐——潮水夜里退去，此刻又涨了上来；伊莎贝尔在拐角消失几分钟后，她也照样听见了自己家里电话微弱的铃声。听到铃声，她一下子站了起来，可是走到门口又停住了。在电话这件事上，她对仆人们颇有些精明的怀疑：她确信（虽然眼下还没拿到任何证据），厨娘和客厅女仆都花她的钱用电话干自己那些下作的勾当，她们的朋友也常打电话来找她们聊天。说不定——谁知道呢？——女仆才是最坏的一个，因为她在这玩意儿面前装出一副笨得几乎叫人难以置信的样子，假装既不会对着它说话，也听不懂它那咯咯的叫声。这一切很可能都是装出来转移怀疑的。所以马普小姐在门口停了停，好让这几个犯人中不管哪一个跟朋友聊得入神；然后她再轻手轻脚、悄无声息地朝那间叫作晨室的屋子走过去（那是门厅旁边的一间小屋，主要用来放帽子、斗篷和雨伞），就能把其中一个当场人嘴俱获，至少也能偷听到几句片言只语，那同样是直接的证据。

她刚走到花园通往屋里的那道门，客厅女仆威瑟斯就出来了。马普小姐当即微笑起来，哼着一支曲子。随后笑容越咧越大，曲子停了。

“什么事，威瑟斯？”她说，“你在找我吗？”

“是的，小姐，”威瑟斯说，“波皮特小姐刚才给您打来电话——”

马普小姐显得非常惊讶。

“想想看，电话响了我居然没听见，”她说，“我准是老了，耳朵也背了，威瑟斯。波皮特小姐有什么事？”

“她希望您今天下午能去喝茶，打桥牌。她估计三点三刻会有几位朋友过去坐坐。”

一道耀眼的强光泻进了马普小姐的脑海。“估计会有几位朋友过去坐坐”，这是宣布一场正式聚会的标准说法，而这场聚会原本并没有请她。马普小姐像得了什么特别的启示一样，知道得清清楚楚：她要是去了，就会发现自己是第八个，正好凑满两桌桥牌。男管家开门的时候，手里准拿着半张纸，上面写着预期中那几位朋友的名字；来客的名字要是不在单子上，他就会厚颜无耻地告诉她，波皮特太太和波皮特小姐都不在家；而那位被难住了的来客还没转过身，他又会放进另一位名字好好写在单子上的客人……这么说，波皮特家要办一场桥牌会，到最后一刻才请她，显然是要她顶替某位原定的朋友——那位朋友要么得了流行感冒，要么死了个姑妈，要么非去伦敦不可。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她昨天偷听到的）弗林特少校和帕芬船长今天只打算打一轮高尔夫，然后坐两点二十分的火车回来。她看见伊莎贝尔买的那块冰和那些红醋栗（很可能是碰坏了的），又何必再去找别的解释呢？伊莎贝尔刚才为什么先去了大街上那家文具店，也是谁都看得出来（至少马普小姐看得出来）。纸牌。

那位爽约、让波皮特太太落了空的朋友是谁，可以以后再琢磨；眼下，马普小姐一边冲威瑟斯微笑，一边又哼起了曲子，她得拿定主意：是欣然接受呢，还是不得不谢绝。赞成不得不谢绝的理由是明摆着的：波皮特太太最初没把她列入客人名单，活该“受点教训”；而且她要是谢绝，这么晚了，女主人很可能再也找不到别人，一张牌桌就整个毁了。赞成接受的理由是：她可以打上一局桥牌，吃上一顿好茶点，还可以就红醋栗傻瓜说几句难听话，好教训教训波皮特小姐，谁让她想偷学人家祖传的菜肴呢……

一个明快的、欢乐的、恶魔般的主意闪进了她的脑子。她亲自走到电话跟前，斯斯文文地把威瑟斯大概对着呵过气的地方擦了擦。

“你真是太好心了，伊莎贝尔，”她说，“可我今天忙得很呢，你也没早一点告诉我，对不对呀？那我尽量想办法过去一下，好不好？说不定我能挤出点时间。”

电话那头停顿了一下，马普小姐知道她已经让伊莎贝尔进退两难了。要是伊莎贝尔真另找到了一个人，马普小姐又说不定发现自己能挤出点时间，那就成了九个人。要是她找不到别人，而马普小姐又挤不出时间，那就只剩七个人……伊莎贝尔一整天都别想安生了。

“哎呀，一定要挤出点时间嘛，”伊莎贝尔说，用的是那种讨厌的、哄人的腔调，不知为什么，弗林特少校就觉得这腔调很迷人。这是他的一个弱点——他的弱点多着呢，可这一个属于马普小姐难以原谅的那一类。

“我尽量吧，”马普小姐说，“不过这么临时才说——再见了，亲爱的，不，但愿只是后会有池³。”

她挂上电话之前，听见伊莎贝尔对这句几乎还算新鲜、妙不可言的错词客客气气地笑了一声。伊莎贝尔收集错词，把它们抄在一个笔记本上。要是把本子倒过来从另一头翻，你会看到她收集的首音误置，那也很好玩。

夏天，先喝茶后打桥牌，是蒂林好客精神的主要表现。不错，波皮特太太曾想在晚宴上有所作为，她爱请多少次晚宴尽管请，可是没有一个人效法她这炫耀的榜样。请晚宴意味着更高的生活水准。拿马普小姐来说，她就精确算过请三个饿汉吃一顿晚饭的花费，发现请一次这样的晚宴，日后就算客人们回请你三次，开销上也远远补不回来。通行的是丰盛的茶点，吃过之后，你实在只需要再吃一点点零碎东西：一杯汤，一片冷馅饼，或者一块热过的鱼加一点烤奶酪。然后，桥牌打得刺激过了（蒂林的桥牌是非常刺激的），再来一盘拼图游戏或单人纸牌，让头脑冷静，让神经平复。不过冬天白昼短，蒂林通常办晚间桥牌会，请够数的朋友晚饭后过来坐坐，尽管人人都知道别人晚饭只吃了点零碎东西。晚间桥牌会大概跟煤价贵得要命有点关系：你一个人在家也得生的那炉火，同样能让所有客人暖和；等别人回请你时，自家起居室的炉火就可以熄掉了。不过，虽然马普小姐已经在筹划一件跟冬季桥牌有关的事，冬天毕竟还远着呢……

马普小姐还没回到花园屋的窗前，波皮特太太那辆咄咄逼人的大汽车——她总是把它叫作“那辆莱斯”——已经从拐角转了过来，停在弗林特少校家门对面，把街那头的景致遮得严严实实。这就够清楚了：她派那辆莱斯来送这两位去高尔夫球场，好让他们打得完一轮，再坐两点二十分的火车回蒂林，从从容容地赴桥牌会。就在她望着的时候，弗林特少校从车子这一边的家里出来了，帕芬船长从另一边的家里出来了。那辆莱斯挡住了他们彼此的视线，两人同时朝对方的房子喊了起来。帕芬船长大喊一声“咕——咿，少校！”（这是一种澳洲的呼声，是他航海时学来的），弗林特少校则吼了一声“奎嗨，船长！”——谁都知道，这是东方来的。两人自己嚷嚷，就听不见对方嚷嚷；不一会儿，两人都急得冒火，要赶着出发，一个从车前绕过去，另一个恰好同时从车后绕过去，各自砰砰地敲响了对方的门环。这两下敲门声可不像那两声喊叫那样分毫不差，于是两人发现了对方，帕芬船长爆出一阵假声的咯咯笑，少校的哈哈大笑则更有男子气概……然后，那辆莱斯沿着长满青草的卵石街笨重地往下开去，倒了好多次车，才总算转过了拐角。

马普小姐挎着篮子出门采买。篮子里装着各家铺子的周账本，她要把账本连同钱一起留在铺子里——当然少不了一番争论。有一笔板油的账，她打算抵抗到咽下最后一口气为止，虽然肉铺老板多半远在那之前就会投降。有一笔牛奶铺的鸡蛋账，尽管要价高得离谱，她也许还是得付。洗衣店的事，她已经拿定主意了：冷着脸付清那笔账，说一声“早安——永别了”，或者意思差不多的话，除非老板立刻交出那件——那件在洗衣房里“洗”没了的衣物（就像约翰王的财宝在沃什湾“洗”没了一样），或者赔一笔足够再买一件的钱。所有这些吵吵闹闹的差事，对马普小姐来说都是美酒佳肴：星期二上午是她付周账、争周账的日子，跟星期天上午一样叫人快活——星期天她坐在紧挨讲坛底下的位子上，把讲道里明摆着的自相矛盾和语法错误一一记下来。账付清了，正事办完了，接下来还有乐事：去裁缝铺试一件茶会袍。这件袍子要留到冬天的晚间桥牌会上穿，要是马普小姐没有大错特错，它准会华丽得叫所有见到的人惊得目瞪口呆、痛不欲生。这件衣服是她从一份美国时装杂志上看来的，泰特斯·W·特劳特太太穿过；据杂志描述，颜色是所谓的翠鸟蓝，裙边缀着一团团、一块块的花边，领口围着橙色雪纺绸。她挎着装满账本的篮子出门时，口水直流地想象着：这件袍子会在一切天性健全的胸膛里激起怎样的愤怒、怎样的嫉妒、怎样发疯似的眼红。

马普小姐好奇心恶毒，对所有朋友都怀着毒瘤般的怀疑，又那样闲不住，可她并不像人们料想的那样，是一位瘦骨嶙峋、形容枯槁的女士。她高大丰满，一双手胖乎乎的，一张宽阔慈祥的脸，两颊饱满，还有酒窝。眼光敏锐的人也许能从她那双微鼓的眼睛斜睨的目光里，从她那张大嘴嘴角的一丝紧绷里，看出危险的信号：谁要是进了她一口咬得着的地方，就要倒霉。可是在眼光浅些的人看来，她是个快活和善的女人。她待人接物的样子也坐实了这种误人的印象：比如刚才，她在电话里对伊莎贝尔·波皮特说话的声音，她对威瑟斯的微笑，都再亲切不过——哪怕她当时正强烈怀疑威瑟斯拿电话干自己那些下作的勾当；她沿着大街走过，也一路向熟人朋友洒下阵阵小小的微笑和点头。她说话时明显地把嘴唇往后咧，一点也不为那一口长长的白牙难为情；只要有一丁点被人瞧见的可能，她脸上几乎总挂着微笑。前面说过，星期天讲道那二十分钟里，种种弱点和错误多得叫人收获颇丰，她贪婪地一一记下，却自始至终垂着眼睛，嘴角挂着一丝圣洁可爱的微笑。此刻，她瞥见街对面牧师的身影，便迈着碎步斜穿过马路朝他走去，就像国际象棋里的马走日字那样，眼睛四处张望，偏偏不看他，直到最后一刻才又惊又喜地发现了他。他是茶会的常客，除了大斋期以外，还是一位勤勉的桥牌手，因为他十分正确地认为，牧师的职责不只是探访穷人、劝诫罪人。牧师应当通晓世故，既要体会受苦人的苦难，也要分享富裕教区居民的乐趣。他牌艺高超，分享的不仅是他们的乐趣，还有他们的钱包；蒂林的女士没有一位不乐意跟巴特利特先生搭档。他说赢来的钱每年都捐给慈善事业，至于他挑的慈善事业是不是从自己家里做起，马普小姐心里早有定论。每逢倒霉的日子付给他七先令九便士，她心里想的大意就是：“这些钱，穷人连一个便士也见不着。”她总是叫他“牧师”⁴，也从来没有当场逮住过他偷看对手的牌。

“早上好，牧师，”她一看见他就说，“多可爱的天气呀！白蝴蝶在我园子里的阳光下玩得好开心呢。还有那些燕子！”

每一位读者想必都已看出，马普小姐想知道的是，他今天下午是不是要去波皮特家打桥牌。弗林特少校和帕芬船长肯定是要去的，戈黛娃·普莱斯托想来也是一定去的。加上波皮特母女和她自己，就是六个人了……

巴特利特先生说起话来古色古香，透着诙谐，古语里夹杂着苏格兰高地的土话⁵。他的脸疙疙瘩瘩的，像一只五斗柜。

“哈，早安，美娘子，”他说，“敢问娘子，你自家可不就像那白蝴蝶一般么？”

“哎呀，巴特利特先生，”美娘子说着，挑逗地瞟了他一眼，“您好坏呀！把人家比作一只好可爱的小蝴蝶！”

“不然不然，敢问何坏之有？”他说，“端的是个叫那些小雀儿们欢喜的好天气！哈！依小生看，娘子是在替那位操持家务的好媳妇玛莎跑腿吧。”说着，他指了指那只篮子。

“是呀，星期二上午嘛，”马普小姐说，“我所有的家用账都在星期二付清。穷是穷，可是规规矩矩，亲爱的牧师。如今的日子过得多匆忙呀！我简直不知道该往哪儿转了。到处都是小小的差事！还有您，您总是那么忙！真是只忙碌的小蜜蜂！”

“小蜜蜂？娘子这是说俺忙得像只小蜜‘疯’吧！可不是，今儿个俺真是忙‘疯’了，马普娘子。一上午写讲道稿；三点唱诗班排练，六点一场洗礼。今儿个连散步的工夫都没有，更甭提去打两杆高尔夫了。”

马普小姐看准了这个空子，像蜜蜂扑花似的，一头直扑过去。

“哎呀，可您应该经常锻炼身体呀，牧师，”她说，“您一点也不爱惜自己。比方说，唱诗班排练完了，洗礼之前，您可以痛痛快快地散一会儿步嘛。就当是为了让我高兴！”

“是啊，俺本来也打算那时候出去透透气的，”他说，“可是那位好心的波皮特大娘非要俺和小媳妇儿去她家，陪她们打一丁点儿小牌。敢问娘子，咱们可会在那里相见？”

（“不算我是七个人，”马普小姐在括号里想道。）她嘴上说：

“要是我能挤出点时间的话，牧师。我答应了亲爱的伊莎贝尔，一定尽力。”

“好嘛，闺女家尽了力，也就再多不了啥了，”他说，“那就后会有池啦。”

牧师这么麻利地把她的专利笑话搬了出来，马普小姐有点高兴，又有点恼火。这句话是她带到蒂林来的，她觉得每次谈话结束时，只要她打算说（像这一回她就打算说），这句话的优先使用权就归她。另一方面，看到它变得这么受欢迎，也叫人欣慰。这句话她是上个月在里斯霍姆听来的，当时她去那个可爱而又高雅的村子看望一位朋友。那里的人颇看不起这句话，嫌它不够有学问。可是马普小姐回来不到一个星期，这句话就传遍了蒂林，她也让人家明白，她才是那位首创的幽默家。

戈黛娃·普莱斯托嗖嗖地沿着人行道走过来。她又矮又胖，气喘吁吁，马普小姐心想，这样一个人，就算把她那个教名所带的种种可怕的联想原原本本地身体力行一番⁶，也引不起好色之徒丝毫的好奇心。（马普小姐的身材也差不多，不过她心满意足地认定，自己个子高，肥胖也就成了威严。）那两只荷兰木偶似的脚飞快地交替着，让人觉得普莱斯托太太走得快极了；可它们说停就停，一点预兆也没有，她也就站住不动了。眼看就要跟马普小姐撞个满怀，她一下子刹住了脚。

她到底去不去波皮特家，最好弄个一清二楚，所以马普小姐决定，在弄清楚之前，毛线的事暂且宽恕，暂且忘掉。不管普莱斯托太太的身材和年纪怎样，马普小姐总没法那样不顾体面，叫她一声“戈黛娃”；只要两人还说着话，她总是亲亲热热地叫她“黛娃”。

“多可爱的早晨呀，亲爱的黛娃，”她说；见巴特利特先生已经走远，听不见了，又说，“白蝴蝶在我园子里的阳光下玩得好开心呢。还有那些燕子。”

戈黛娃说起话来像打电报。

“鸟儿有福。没牙。光有嘴。”她说。

马普小姐想起她半小时前在牙医那个拐角消失，想起自己对这个问题下过的坚定推断。

“牙疼吗，亲爱的？”她说，“真叫人难过。”

“智齿，”戈黛娃说，“一点钟拔。上麻药。下午打得了牌。去吗？波皮特家。”

“要是我能挤出点时间的话，亲爱的，”马普小姐说，“今天忙得团团转。”

黛娃的“智齿”狠狠地抽痛了一下，她用手捂住了脸。她当然不相信什么“忙得团团转”，可是疼得厉害，也就顾不上多管了。

“那就到时候见，”她说，“到时候就都舒坦了。后会——”

这可叫人忍无可忍，马普小姐急忙打断了她。

“后会有池，亲爱的黛娃，”她说，语气尖酸极了，于是黛娃的两只脚又飞快地转了起来。

桥牌会的问题看来就这样解决了。波皮特母女两个，巴特利特夫妇两个，少校和船长，再加上亲爱的黛娃和她自己，正好八个人。马普小姐想起红醋栗傻瓜和那份姗姗来迟的邀请，心头对伊莎贝尔的愤慨突然又发作起来，便拿定主意：她挤不出时间，让牌局缺一个人。就算不提红醋栗傻瓜，这也是波皮特家活该：谁让她们一开始不请她，而是直到——现在看来再清楚不过了——别人爽了约才来请她呢。可是，就在她走出肉铺的时候——板油那件事她已经大获全胜，非但没用上最后一口气，连像样的力气都没费——那座看似坚固的大厦却整个轰然坍塌了。她得胜而出，满面红光，撇下那个被难住了的肉铺老板——他愿意耍花招，尽管到别人身上耍去，休想耍到马普小姐头上——就在这时，她迎面撞上了蒂林之耻、女性之耻：妇女参政论者、后印象派画家（画裸体，男女都画）、社会主义者兼亲德分子，全都化身在同一副躯体里。尽管她有这些可恶的前科，马普小姐想毒化蒂林的集体心灵、让大家都跟这个怪物作对，却完全是白费力气。如果说她恨什么人的话——她无疑是恨的——她恨的就是艾琳·科尔斯。整件事里最叫人痛心的是：如果说科尔斯小姐觉得什么人好笑的话——她无疑是觉得的——她觉得好笑的就是马普小姐。

科尔斯小姐溜溜达达地走过来，穿着那身蒂林大体上已经看惯、马普小姐却始终看不惯的装束。她头上紧扣着一顶旧的宽边软帽，戴着高硬领，系着宽领巾，穿一件又大又松的外套、一条灯笼裤和一双灰袜子。嘴里叼着一支烟，手里晃着那只正统的柳条篮子。她肯定去过大街尽头的另一家鱼店，因为篮子里有一只龙虾，大概在冰上待过一阵，又给这暖洋洋的太阳——白蝴蝶和燕子们正在享受的太阳——晒活了过来，正挥舞着螯和腿，往篮子边上爬。

艾琳把烟从嘴里拿下来，在阴沟里干了一件通常只在三等吸烟车厢地板上才见得到的事。然后，她那张英俊的、男孩子气的脸——因为头发剪得很短，就更显得男孩子气——咧开嘴笑了。

“喂，马普！”她说，“星期二上午又去给商人们一点颜色看了？”

这种分明无礼的称呼，马普小姐听了，极难忍住不气得抽搐一下。艾琳叫她“马普”，是因为她高兴这么叫，而马普（更叫人痛心了）觉得还是不要招惹科尔斯为好。她那张嘴风趣得可怕，对公众舆论也好，私人看法也好，都毫不顾忌，到了不成体统的地步；她模仿别人的本事，就跟她对德国人的看法一样骇人。马普小姐有时把她称作“古怪的艾琳”，可说到报复，她也就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哎呀，你这个小可爱！”她说，“宝贝！”

艾琳似乎把这句话记下了，记得叫人心里发毛。帕芬船长和弗林特少校这样的男人，为什么会觉得艾琳“迷人”“要命”，马普小姐实在不明白，也不想明白。

古怪的艾琳低头看了看她的篮子。

“哎，我的午饭要像那帮讨厌的英国大兵一样爬出战壕冲锋了，”她说，“回去，心肝。”

马普小姐拿不准，这声“心肝”是不是在挖苦地回应她那声“宝贝”。看来很有可能。

“哎呀，多可爱的小龙虾呀，”她说，“瞧它那对好可爱的小钳子。”

“我很快就不光是瞧它们了，”艾琳说着，把龙虾又捅回篮子里，“来吃提芬吧，奎嗨。今天我得自己照顾自己。”

“你那位忠心耿耿的露西怎么了？”马普小姐问。艾琳的日子过得很古怪，家里只有一个高大魁梧的女仆，要不是生为女人，大可以去当近卫军。

“病了。我怀疑是猩红热，”艾琳说，“传染得很厉害，对吧？我昨天一整夜都在照顾她。”

马普小姐往后一缩。她可不像弗林特少校，对细菌抱着那种满不在乎的强健见解。

“可我希望，亲爱的，你已经彻底消过毒了——”

“哦，消过了。肥皂和水，”艾琳说，“对了，你今天下午去波皮特吗？”

“要是我能挤出点时间的话，”马普小姐说。

“那就回头见咯。哦——”

“后会有池，”马普小姐马上说。

“不，不是那句老掉牙的蠢话！”艾琳说，“我才不是要说那个呢。我只是想说：‘哦，一定来吃提芬啊。’你、我，还有这只龙虾。然后就是你和我。不过露西的事真烦人。我正在画她呢。身段好，两条腿漂亮极了。在她病好之前，你愿不愿意给我当模特？”

马普小姐轻轻尖叫一声，一头钻进了裁缝铺。每次跟艾琳谈过话，她总觉得浑身像挨了一顿揍，得靠翠鸟蓝来缓过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