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漂流南冰洋
我名叫亚当·莫尔（Adam More），是坎伯兰（Cumberland）郡凯西克（Keswick）药剂师亨利·莫尔（Henry More）的儿子。我在“特里维廉（Trevelyan）”号上当大副，船长是贝内特（Bennet）。这艘船受英国政府租用，押送囚犯到范迪门（Van Dieman）地去。那是一八四三年。我们一路平安，没出什么事故，在霍巴特（Hobart）镇把囚犯送上岸，随即启程回国。离港那天是十二月十七日。从一开始就逆风不断，为了往前走，我们只得远远地偏向南方行驶。一月六日，我们终于望见了荒凉岛（Desolation）。这地方果然荒凉。岛的附近散布着无数小岛，大概有上千个，很难航行，逼得我们只能尽快离开。不过，单是这片阴郁之地的模样，就已经叫人望而却步了。岛上一棵树也没有，那许许多多的小岛看上去就像一块块长满苔藓的礁石；虽说正值南极的盛夏，气温却只有华氏三十八至五十八度。
为了避开这些危险的岛屿，我们转向西南，最后到了南纬六十五度、东经六十度。我们运气很好，一块冰也没碰见，尽管这里离南极点已不到一千五百英里，而且远远深入了那道无法穿越的冰障——一七七三年，库克（Cook）船长就是在那道冰障前被挡了回去。到了这里，风停了，我们遇上无风天，只能随波漂流。四面都是开阔的海面，只有东南方例外：那边的地平线上有一道低矮的线，尽头是一座高耸的岬角。看上去像是陆地，但我们认定那是冰。周围成群的鲸鱼和逆戟鲸在嬉戏、喷水，多得惊人。天气格外晴朗。
无风天持续了两三天，我们无可奈何地随波漂去，最后离前面说的那座岬角只有几英里了。它看起来像陆地，似乎是从深海里拔起的一座岩石岛屿，不过整个盖满了冰雪。从那里往东，一道无边无际的冰线一直延伸到目力所及的尽头；西南方的海面却似乎畅通，可以航行。这座岬角形状十分奇特，耸起一座至少一千英尺高的山峰，非常醒目，以后无论哪位探险家来了，都能一眼发现、一眼认出。我们用船名给它命名，叫特里维廉（Trevelyan）峰，随即便巴不得永远不再看见它。可是无风天还在继续，我们终于漂得很近了，近得能看见峰脚的冰面上布满了一群一群的海豹。
于是我向二副阿格纽（Agnew）提议，上岸去打几头海豹带回来。一半是为了打猎的刺激，一半是为了踏上一片从没有人到过的地方，图个荣耀。贝内特（Bennet）船长提了些异议，可他年老谨慎，我们却年轻好冒险，便一笑置之，照样出发了。因为船长反对，我们没带水手。他说，我们要是自己情愿去送命，他也管不了，但他坚决不许任何一个水手跟我们去。我们认为他这是谨慎过了头，简直就是胆怯，却又说不动他。路程不远，这场冒险又很诱人，于是船长的小艇放了下来，我和阿格纽（Agnew）就乘着它划向岸边。我们每人带了一支双筒步枪，还有一把手枪。阿格纽（Agnew）另带了一架望远镜。
我们划了约莫三英里，到了冰的边缘。这片冰从岬角那里向外伸出很远。我们在这里上岸，把一只小锚钩扎进冰里，系住小艇，然后朝岬角走了大约一英里，看见了大群的海豹。这些动物毫不畏惧，我们走到跟前，它们一动也不动，只是满不在乎地瞪着我们。我们打死了两三头，然后商量要不要到岬角去。阿格纽（Agnew）一心想去，好摸一摸真正的岩石；我却对已经干成的事心满意足，这时只想回去。正说着，我觉得脸颊上落了一片雪花，吃了一惊，抬头一看，不由得大为惊讶：我上次留意以后，天色已经变了。我们离船的时候，天空晴朗湛蓝，现在却布满了铅灰色的乌云，飘落的雪花预示着凶险。在这冰原附近遇上暴风雪，事情太严重了，绝不能等闲视之。眼下只剩一条路，那就是立刻回船。
我们各自抓起一头海豹，拖回小艇边，扔了进去。就在这时，海面上传来一声炮响。那是船上发的——是报警的信号——是船长召我们回去。我们这才发觉，我们走后，大船一直在漂，已经往西南移了好几英里。回去这一程看来要比来时艰难得多；更糟的是，风起来了，浪也大了，雪越下越密。我们俩谁都没有说话。我们明白处境十分危险，也明白自己太鲁莽了；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唯一能做的，就是拼尽全力朝大船划去，我们也正是这样做的。
于是我们把艇撑开，拼命地划，划得比这辈子任何时候都卖力。前进十分艰难。海浪越来越汹涌，风越刮越猛，雪越下越密；最糟的是，天快黑了。我们把路程和时间都估计错了。即便一直风平浪静，我们也得摸黑划回去；而现在太阳正在落山，跟着黑暗一起来的，是越聚越猛的风暴和叫人睁不开眼的大雪。我们默默地划着。每划一下，处境就更严重一分。风是从南边来的，所以多少帮了我们一点忙；比起别的方向吹来的风，它掀起的浪头也小些。可是这南风本身也带来了危险，我们很快就要领教了——新的危险，更可怕的危险。因为这南风把大船吹得离我们越来越远，同时又把大片的冰原吹得破碎，把碎冰往北推。不过这一层危险，我们当时并不知道。那时我们只顾朝大船划，在黑暗、大雪和拍打的浪涛之中，不时听到船上鸣放信号炮，引我们回去。这是我们唯一的向导，因为黑暗和大雪早已把大船遮得看不见了，我们只能凭耳朵辨别方向。
我们是在拼命逃生，这一点心里清楚；可是处境一刻比一刻绝望。每一声新的炮响，听起来似乎都比上一声更远。我们好像总是朝错误的方向划。每听到一声炮响，就得把艇头稍稍调转，朝上一声炮响传来的方向划去。与此同时，风势迅速增强，变成了大风，浪头越涌越高，打进艇里；雪越下越密，夹着冰粒，叫我们睁不开眼。天越来越黑，终于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了——看不见海，看不见天，连小艇本身也看不见——可我们不敢停下；非划不可。我们的性命全靠自己出力了。我们只能循着船上的炮声划下去，而那变幻不定的风又不停地扰乱炮声的方向，直到我们脑子一片混乱，只是盲目地、机械地划着。
就这样，我们一连几个钟头埋头划桨，风暴不断加剧，海浪不断升高，雪越下越密，天越来越黑。炮声越来越微弱了；更糟的是，间隔也越来越长。这说明贝内特（Bennet）船长正在丧失信心；他正在放弃我们；他已经不指望找到我们了，现在只是出于一种悲哀的责任感，偶尔放一炮而已。这个念头叫我们陷入了绝望。看来我们费尽力气，只是离大船越来越远；拼命划桨也就没了意义，只要能稳住小艇就够了。过了一阵，阿格纽（Agnew）放下桨，开始往外舀水——这活儿非干不可，因为尽管我们处处小心，小艇还是灌进了许多海水，已经积了三分之一。他舀水的时候由我掌艇，后来我们就轮流舀水。那凄惨的一夜就这样熬过去了。
早晨终于来了。风不那么猛了，可雪下得太密，只能看见周围不远的地方。哪里也看不见大船，连一点踪迹也没有。最后一声炮响是在夜里。我们所能看见的，只有一座嶙峋冰山的轮廓——这是个不祥的景象。我们不知道还能干什么，只好照旧划下去，保持看来最好的航向；不过这纯粹是猜测，我们始终知道自己也许走错了方向。艇上没有罗盘，隔着浓密的大雪也辨不出太阳的位置。我们顺着风划，以为风是往北吹的，会把我们带向北方。我们仍然希望划到听得见船上炮声的地方，所以一刻不停地竖着耳朵，想听到那盼望已久的炮声。可是那声音再也没有传来，我们听到的只有浪涛的拍击声和冰块碎裂的轰响。那一整天我们就这样划着，累极了就歇一歇，然后接着划，直到夜幕终于降临；于是，在冰雪和浪涛之外，又添上了那浓重黑暗的恐怖。那一夜我们过得苦不堪言。离船以后，我们一口东西也没吃过；虽然长时间挨饿、干重活，已经筋疲力尽，但心中绝望，一点也不想吃。我们累得精疲力竭，可天气太冷，根本不容我们休息，只得划桨，才不至于冻死。然而疲惫和困倦还是压倒了我们，常常划着划着就睡着了；睡上一小会儿，又四肢冻僵地醒来，再去跟船桨搏斗。那一夜我们就是这样度过的。
又一个早晨到来了，我们发现雪已经停了，欣喜万分。我们急切地四下张望，看有没有大船的踪影。可是什么也看不见。远远的一边耸立着一座山峰，看上去像是我们登岸的地方。我们仍然以为风是从南边来的，照风向判断，那座山峰在东北方；这样说来，尽管我们拼尽了全力，却一直被带着往南走。我们一边约莫一英里外是冰，一直延伸到远方；另一边约莫十英里外，又是一道冰线。看来我们是沿着一条宽阔的海峡向西南漂去，这条海峡一直通进那广袤的冰原。这一发现说明，我们的辛劳全白费了；因为尽管我们费尽力气，风向又对我们有利，我们还是一直被拖向相反的方向。显然，这里有一股洋流，比我们的一切力气都强大，是它把我们带到了这里。
我们这时决定登上冰面，设法烤些海豹肉。靠近冰面的时候，我们注意到有一股水流，要把我们从冰边带过去，照我推测是往西南。这证实了我最坏的担忧。不过眼下，上冰、在冰上生火这些活计倒让我们一时有了事做，也分散了心思。我们扫开积雪，把艇里的一只箱子拆了，又拆了艇尾的座板。这些木头我们用得极省，剩下的留到下一次。接着我们从一头海豹身上割下几块肉，切成薄片，放在火焰上。烤得很马虎，肉只是燎了一燎；可是我们饿极了，只要沾上火，就有一股诱人的滋味。吃了这些东西，我们的精神大为振作；至于喝的，周围有的是无边无际的冰雪。然后，我们带着这几块宝贵的熟肉回到小艇上，划离了冰面。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几乎拿不定主意；正商量着，就睡着了。我们一直睡到深夜，醒来时冻得浑身麻木；于是又去划桨，划累了，又睡着了，又被冻醒，又去划桨。那一夜就这样过去了，又一个白天来临了。
雪还是没有下，但天上满是铅灰色的乌云，看来很是吓人。四周和先前一样全是冰；开阔的水面已经从十英里宽缩到了五英里。一边的冰很低，对面的冰却高达一百英尺。我们一边观察岸边，一边发现，把我们带到这里的那股水流，现在比任何时候都要湍急，推着我们往前走，速度快得叫我们怎么逆流划都是徒劳。这时我们俩争了起来，争的是这股水流的方向。阿格纽（Agnew）突然宣称，他相信水流是往北的；我却坚信它是往南的。
“再划也没用了，”阿格纽（Agnew）说，“要是它往南流，我们也抵挡不住。它太猛了。不过我向来喜欢往好处想，所以我相信它是往北流的。那样的话，划桨也没用，它会带着我们走得够快的。”
于是我提议上冰去。阿格纽（Agnew）起先反对，但经不住我恳求，后来还是同意了。我们设法上岸，这一回却发现根本上不去；那片冰是一大片漂浮的碎块，看来是哪一场风暴打碎的冰山残骸。从此我再也无话可说，我们也再没有别的办法，只能任凭水流带到哪里就漂到哪里。
就这样，我们漂了好些天。阿格纽（Agnew）始终坚持说我们在往北走，我却断定我们在往南走。天空仍然像先前一样阴云密布，风向变化不定，没有任何东西能让我们推测出方位。我们靠海豹肉过活，渴了就嚼冰块和雪。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天气并没有变得更冷。阿格纽（Agnew）对这一点极为看重。
“你瞧，”他说，“我们准是在往北走。要是往南走，这会儿早就冻僵了。”
“不错；可要是往北走，”我说，“应该觉得越来越暖和才对。”
“不对，”他说，“周围有这么多冰就不会。是这些冰让气温一直这么冷。”
争论毫无益处，于是我们各自守着自己的信念——他的信念让他满怀希望，我的信念却把我拖进绝望。最后，烤过的海豹肉吃完了最后一块，我们又发现附近有一片结实的冰，便上去把剩下的肉全烤了，用光了剩下的木头，还把艇上凡是敢拆的东西都拆来烧了。我们带着这些肉重新上艇，像先前一样漂流下去。
又过了好几天。终于有一天夜里，阿格纽（Agnew）把我叫醒，指着遥远的天边。我看见那里有一片深红色的光，就像火光一样。我们俩看了都满心惊奇，怎么也解释不了。我们知道那不可能是太阳或月亮造成的，因为那时正是半夜，而且光源是在地上，不在天上。那是一片深沉的、阴惨惨的红光，沿着地平线铺展开去，似乎是一场大火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