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中国绅士
听到这番惊人的话，我不由得一惊。眼前仿佛一下子豁然开出一片全新的天地，就像有只手猛地扯开一层幕，让我看见了做梦也没想到的东西。巴克斯特意有所指地笑了。
“这叫你吃了一惊吧，米德尔布鲁克？”他说。
“真叫我吃惊！”我说，“要是你说的是真的——我是说，要是那两人里有一个身上带着这么值钱的东西，那他们俩被杀，就另有一个我们谁都不知道的缘由了。可是——你几年前见过的宝石，奎克兄弟还会带在身上，这可能吗？”
“说到底，也没过去多少年，”他答道，“再说，那样的东西是不大容易脱手的。我了解他们，你尽管信我：诺亚也好，索尔特也好，不卖到十足的价钱，或者差不多十足的价钱，什么东西都不会卖。他们俩谁都不缺钱，卖什么都等得起，总要等到有人肯出他们要的价才出手。”
“你说这些东西——我想是红宝石——很值钱？”我问。
“值好多好多钱！”他断然说，“你懂红宝石吗？不大懂？——好吧，红宝石是宝石里最珍贵的，这一点我想你是知道的。真正的红宝石，也就是东方红宝石，缅甸和暹罗出产得最多，最好的出自抹谷，那是曼德勒以北的一个地区。奎克兄弟手里那两颗红宝石就是从那里来的——成色格外好。我还知道那两个宝贝恶棍是怎么弄到手、在哪里弄到手的！”
“哦？”我说，觉得这话背后又藏着一段见不得人的故事，“我想，来路不正吧？”
“差得远呢！”他冷冷一笑，答道，“那两颗红宝石原是华南广东省一座异教寺庙里一尊丑陋神像的眼睛，奎克兄弟在那一带干的坏事还不止这一桩。照他们自己的说法，是他们把宝石抠下来的。然后，当然，他们就溜了。”
“你见过那两颗红宝石？”我问。
“见过不止一回——在黄海的那个岛上，”他答道，“有一阵子，诺亚和索尔特愿意拿其中一颗、或者两颗都拿出来换一条船。可是！”他冷笑一声，又说，“你尽可以拿性命打赌，他们上那条中国渔船逃走的时候，船钱一定给得能少就少。不——我相信，他们回到英国露面的时候，那两颗红宝石还在身上，十有八九就是为这个送了命。把两桩谋杀的情形都想一想——两回死者的衣服都给撕得稀烂，衬里查过，连胸口和肩膀上的衬垫都扯出来扔了一地。凶手在找什么？不是钱——我记得，两人身上都带着不少钱，一个便士也没动。那找的是什么呢？我自己相信，索尔特到德文波特跟诺亚会合以后，兄弟俩就一直被一些知道他们身上带着什么的人盯着；索尔特北上，就有人跟了来，正像诺亚在索尔塔什被人盯上一样。依我说，不管杀他们的是谁，那人已经拿到了红宝石——可能在诺亚身上，可能在索尔特身上，也可能索尔特一颗、诺亚一颗。可是照我看，这两桩谋杀的秘密就在这里——就在那两颗红宝石上。”
我觉得，在这个冷僻的小湾里，我们离那个谜的答案很可能近得多了——这个谜难倒了斯卡特菲尔德，难倒了我们自己，难倒了警察，也难倒了我们认识的每一个人。雷文小姐显然也这么想，她忽然转向巴克斯特，神情里带着几分恳求。
“巴克斯特先生！”她说，为自己的冒失微微红了脸，“您为什么不听米德尔布鲁克先生的劝——把那批古老的银器和别的东西交给当局，帮他们追查那些凶手呢？那不比——不管您现在干的是什么——要好吗？”
巴克斯特却笑了，扔掉雪茄，站起身来。
“好得多——从很多方面看都是，我亲爱的小姐！”他叫道，“可是对内瑟菲尔德·巴克斯特来说太晚了。他是个以实玛利！——一个海盗——一个拦路强盗——事到如今，他除了走自己的路，干不了别的了。不！——我不打算帮警察——我才不呢！躲他们我都忙不过来。”
“你会被抓住的，我跟你说，”我尽量和颜悦色地说，“楼上那批东西，你要运过大西洋，运进纽约、波士顿或者随便哪个美国港口，不可能不被人发现。你待我们不错，你的秘密在我们这里很安全——可是你想想，老兄，把赃物运过一个大洋有多难！——更不用说那边还有海关官员。”
“我从没说过要把它运过大西洋，”他冷静地答道，又冷嘲地笑了一声，“我说的是要把这条小船开过去——我们也确实要开过去。可是等我们到了纽约、新奥尔良、伯南布哥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米德尔布鲁克，东西不会在船上——东西嘛，老弟，根本不会离开英国水域！你这位古怪的相识内瑟菲尔德·巴克斯特城府深着呢，深着呢，他就算时不时冒点险，也总是早有防备的。”
“看来你打算把这批宝贵的货转到别的船上？”我说。
“卖它的地方正敞着大门等它呢，米德尔布鲁克，而且就在不远处，”他答道，“这条船要是在阿伯丁、瑟索或者莫维尔靠岸，海关的人，或者别的什么像鹰像鸢一样的家伙上船来，他们只会看见三位清白的绅士带着仆人，在自由的海上驾游艇游玩。Verbum sapienti，聪明人一听就懂，米德尔布鲁克，这是我念拉丁文那会儿常说的——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不过——雷文小姐不想去歇息吗？——已经很晚了。我叫楚送热水来——米德尔布鲁克，你要什么，尽管吩咐他。至于我，今晚不再见你们了——我得守着，等我的伙伴办完岸上那点小差事回船。”
说完，他简短而客气地向我们俩道了晚安，上甲板去了。我们两个俘虏面面相觑。
“怪人！”雷文小姐低声说。她直直地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意思很多。“米德尔布鲁克先生，”她把声音压得更低，接着说，“我跟你说，我不害怕。我相信那个人并不想伤害我们。可是——我走之前，你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吗？”
“只有一句，”我答道，“你睡得沉吗？”
“不至于沉到你叫我我都听不见。”她答道。
“我就在这里守着，”我说，“我也相信巴克斯特的话。可是——万一夜里有什么缘故我不得不叫你，你就马上照我说的做，一点也别走样。”
“当然。”她说。
我们来了以后时不时露面的那个中国人，提着一罐热水走进小客舱，进了让给雷文小姐的里间。她轻声向我道了晚安，又说她相信一切都会好的，便跟着进去了。我听见她跟这个临时凑数的古怪女仆说了一两分钟话；然后那人出来了，咧着嘴笑，好像很得意，她在他身后关上门，扣好。那个中国人转向我，轻声问我还需要什么。
“就要你主人说的那些毯子和枕头。”我答道。
他打开地板上的一个柜子，取出一些靠垫和毯子，给我铺了一张相当过得去的床。然后他客气地鞠了一躬，也走了，剩下我一个人。
有一件事我是拿定了主意的——不让自己睡着。我坚信巴克斯特是好意。照他自己承认的，他的经历古怪而不清白，可他身上有一种叫人信任的东西。他无疑是个不讲原则的人，而且你越跟他作对，他就越坏，因为他显然生性任性、刚愎，固执得近乎愚蠢；可是坏人都有长处，他的长处之一，似乎就是有那么一股傲气，要让我们这样的人看看，他也能像个绅士那样行事。我确信，这股傲气——当然也是一种虚荣——会使他对我们、尤其是对雷文小姐信守诺言。可他只是一伙人里的一个。说不定他那位法国朋友是世上最十足的恶棍，厨房里那几个中国人是一流的杀人凶手。而就在那边，只隔着一道隔板，是一个孤立无援的姑娘——我却手无寸铁。这处境往最好里说，也是非常严重、非常叫人不快的，我唯一能做的，就是保持清醒，一直警觉到天亮。
我脱下外衣和背心，把一条毯子像披肩似的裹在肩上，另一条裹住两腿，靠在那个中国人在船舱一角灵巧铺好的靠垫里，安顿得相当舒服。我事先吩咐过他，把我过夜的地方安排在靠近雷文小姐房门的角落里，正对着通往甲板的那六七级台阶。台阶顶上有扇门，我叫他敞着，好多透些气；他走后，我熄了舱顶上那盏晃荡的灯。这会儿，我半坐半躺在靠垫和毯子里，对着敞开的门框框住的一方天空，看得出那是个晴朗的夜晚，满天星斗闪闪发亮。
开始守夜之前，我刚把烟斗重新装满点上；我在那里躺了很久，抽着烟想心事。思绪有些乱——至少乱到了东一头西一头的地步：那天下午我们被抓；内瑟菲尔德·巴克斯特那即便不算十足、也近乎怪僻的古怪性格；他讲的黄海那些事的离奇故事；他坦白承认自己在盗窃修道院赃物一事中的作用；他对诺亚和索尔特·奎克的推测，还有由此引出的其他事情。这一切在我焦虑的脑子里打转，不止一次让我想睡；我意识到，不管怎样，除非咬定决心保持清醒，否则我会睡着的。那条怪船上的一切，就跟甲板上空的天一样寂静；除了海水轻轻拍打船身木板的声音，偶尔还有俯临小湾的树林里远远传来的猫头鹰叫声，我什么也听不见。这些声音自然是催人入睡的，我只好不停地抽烟，免得打起瞌睡来。大约就这样过了两个钟头，我想是刚过半夜，我听见了桨声，轻轻的，慢慢的，起初远在靠陆地那边，然后渐渐近了，船桨不慌不忙地一起一落。
这当然是那个法国人，去贝里克办完事回来了——我知道，他一定是从小湾后面树林那头的路边小车站去的，又搭晚班车回到了那里。不知怎么——我也说不清为什么——单是他回来这一件事，就叫我紧张不安起来。他在索尔特·奎克被杀这件事上是否清白，我并没有那么大把握。照巴克斯特自己的说法，索尔特·奎克来到这一带海岸的时候，那个法国人正好已经在这一带转悠了一些日子。如果巴克斯特的故事是真的，那么他也跟巴克斯特一样，知道奎克兄弟中有一个带着那两颗值钱的红宝石；就算约克那件事属实，他没有亲手杀死索尔特·奎克，他也可能知道是哪个同伙下的手。不管怎么说，他是个靠不住的人，单是他回到这条双桅小帆船上，就让我比什么时候都更下定决心，要保持清醒，严加提防。
我听见小船靠上了大船；听见就在我那扇敞开的门外，甲板上有脚步声；接着是巴克斯特的声音。过了一会儿，又有别的声音——一个是那个法国人的，下午听他说过话，我认得出；另一个柔和、温顺、带着笑——无疑是个东方人。这当然就是我听说过的那位中国绅士——在赫尔有人见他跟巴克斯特和那个法国人在一起。这么一来，这件事里的三个主要角色都聚齐了，跟我和雷文小姐只隔几块木板，近旁还有三个中国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我一无所知。我们也许是安全的——可我们无疑已经到了马蜂窝的边上。
那三个人压低声音谈了几分钟，然后沿着我头顶的甲板走过去，脚步声停了。可是我在黑暗中躺着的时候，正对着我、挂在船舱板壁上的一面镜子上，突然出现了两个圆圆的光斑。我猛地扭过头，看见身后的舱壁上有两个类似的洞，开在一扇多半是门的东西上。那扇门无疑是嵌进板壁、跟板壁齐平的，可能通往另一间船舱，那间舱要从甲板更远处进去。这时，那三个人一定就聚在门后，在一盏刚点亮的灯下。
我极想知道他们在干什么——急得都紧张起来了，想看看他们聚在一起是什么模样。我听得见他们在里面说话，嗓门仍旧压得很低；哪怕只能听到他们谈话里的几个字，我也愿意付大价钱。我苦苦犹豫了一阵——因为我怕做出什么事来，引起他们的怀疑或者恼怒，而且我一点也拿不准，厨房里那几个脚步轻得像丝绸的中国人，会不会有一个正在监视我——终于决定从门上的洞里看一看，能看到什么算什么。
我从毯子里、从角落里钻出来，一点声音也没有，我相信，就算船舱里真有人，连一点窸窣声都听不见。我穿着袜子，踮着脚走到把我和那三个人隔开的舱壁前，把一只眼睛凑到一个洞上。叫我大为高兴的是，巴克斯特他们退进去的地方，我看得见。那是一间船舱，陈设比我站的这一间粗糙，三面装着铺位，中间一张桌子，桌子上方挂着一盏灯。三人围着桌子站着，在查看一些文件——灯光正照在他们三个身上。巴克斯特只穿着衬衫和裤子；那个法国人也是衣衫半解，好像准备歇息了。可是第三个人还是上船时的那身打扮——一个矮小、黄脸、衣冠楚楚、油头粉面的中国人，漂亮的天鹅绒领大衣敞着，露出里面一身同样漂亮的深色粗花呢西装，背心上挂着一条精致的金表链。他正抽着一支刚点上的雪茄，从飘到我这里的香味，我就知道是上等牌子。三人面前的桌上放着一瓶威士忌、一瓶苏打水和几只杯子，杯子显然刚斟满。
巴克斯特和那个法国人肩并肩站着；法国人手里拿着几张大页纸，显然是在让巴克斯特看上面的内容。不一会儿，两人转向屋角的一张写字台，巴克斯特掀起台盖，拿出一本账簿似的大本子，两人俯身看着，显然在把本子里的某些条目跟法国人手里的文件对照。那本子和文件是什么，我当然一点也不知道，因为这一切都是不声不响地进行的。可是，就算我知道了什么、听到了什么，跟我就在那时看见的事比起来，似乎也都无足轻重了——那件事一下子叫我心里升起一股说不出的恐惧，几乎要呕出来，从脚趾到手指都发起抖来。
那个衣冠楚楚、自鸣得意的中国人，原先像尊雕像似的站在桌子一边，除了偶尔抽一口雪茄，一动不动。这时，那两人背对着他，俯身在角落里的写字台上，似乎看得入了神，他突然不声不响地动了起来。快得像闪电（叫我想起毒蛇那种闪电般的动作），他细长的手指伸进背心口袋，又像闪电一样抽出来，伸到桌上的杯子上方，往其中两只杯子里丢了一样白色的小东西——一种药片或药丸——那东西一放进去，就同样快地沉下去化开了。真的只在几分之一秒之间，一切就都完了，都做完了；过了一会儿，巴克斯特和法国人把那本账簿似的大本子和文件扔进写字台，转过身来，他们的同伴正安安静静地抽着雪茄，两口烟之间呷一口杯里的酒。
这时我已经豁出去了，顾不上会不会有人从我那间船舱敞开的门和楼梯那边监视我。我待在原地，眼睛紧贴着那个通风孔看着。因为在我看来，那个中国人是存心给同伴下药，为的是他自己的某种阴险目的——那样的话，雷文小姐和我的人身安全又会怎样呢？有一会儿，我几乎想冲到另一间船舱去，把刚才看见的告诉巴克斯特——可转念一想，那样可能当场引起一场流血，也许还会出人命，那就是四个中国人对另外三个人，而这三个人里的一个——可怜的我——不但手无寸铁，到了动武的场面多半也毫无用处。不——唯一的办法是等着。我就等着，心怦怦直跳，神经发麻，看着。
什么事也没发生。巴克斯特一口就把酒灌了下去；法国人不慌不忙，分两口喝完；两人各自往铺位上一倒，拉过毯子盖上，就我所见，似乎立刻睡着了。那个中国人却更从容、更讲究。他慢慢抽完雪茄，喝完威士忌；从哪个角落里拉出一只手提箱，从里面拿出一套真是华丽极了的花条纹丝绸睡衣；足足花了二十分钟，才脱下衣服换上这身华服，换好了还磨磨蹭蹭，仔仔细细地把衣服叠好、放好。这当中，他在窄窄的船舱里走来走去，似乎不经意地瞟了巴克斯特和法国人几眼，我从他那心满意足、不出声的假笑里看出，两人都睡得死死的了。然后，他把脚伸进一双卧室拖鞋，那拖鞋的颜色跟他的睡衣裤一样花哨，突然，他用那看上去很阴险的手指一拧，把灯捻小，悄悄溜出门，进了上面的黑暗里。见此情景，我也飞快地悄悄溜回了毯子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