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二章　红色的黎明

我听见脚步声，轻得像雪花飘落，沿着我头顶的甲板走过去；在我那道楼梯顶上敞开的门边停了一下，又往前走了，一切重归寂静。可是在那片寂静里，在海水轻轻拍打双桅小帆船船舷的声音之上，我听见自己的心在狂跳——我并不奇怪，也不为那份让它狂跳的恐惧害臊，当时不，现在也不。很清楚，不管这还意味着什么，如果巴克斯特和那个法国人真像我确信的那样被下了药、睡死了，那么雷文小姐和我就完全落到了一伙多半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中国冒险家手里。

可是我的难题——一个足以把我脑子里每一根神经都绞紧的难题——是：他们想干什么？那位穿着花哨睡衣裤的中国绅士，无疑是到前头厨房里找他的同胞去了：这会儿，他们当然正在开什么邪恶的会。他们是不是要为了现在已经稳稳当当运上船的那批赃物，杀死巴克斯特和那个法国人？这是可能的：比这离奇得多的故事我都听过不少。那个主谋无疑诡计多端；我们的朋友罗楚奋多半也是；另外两个也差不到哪里去。如果这两人里有一个是荣——雷文小姐满有把握地这么猜，我也认为有可能——那么，不管要干什么冒险的事，他们的脑子都绰绰有余了。我躺在那里，纯粹是吓得发抖、冒冷汗——我，一个手无寸铁、安分守己、爱好和平、有书呆子趣味的绅士，连左轮手枪哪头朝前都分不清——我觉得，最可能的是，那几个中国人要反过来对付他们的英国和法国同伙，把赃物夺到手，把这条双桅小帆船开走——开到哪里只有天知道！可是——那样的话，我和我那孤立无援的同伴会怎么样呢？这些东方人不大可能像内瑟菲尔德·巴克斯特那样体贴地待我们。这个古怪、怪僻、有点糊涂的人——在那个不合时宜的时刻，我奇怪地、毫不相干地想到——确实是迪克·特平、吉尔·布拉斯和堂吉诃德三者的混合体。

我想，大约过了一个钟头：也许更久，也许不到。我只知道，这段时间让我多少体会到一个被告的心情：陪审团商议期间，他离开被告席，在楼下的牢房里等着，琢磨等他再被叫上楼去的时候，陪审团团长会说什么。有一两回，我想豁出去，叫醒雷文小姐，坐那条想必就停在双桅小帆船旁边的小船设法逃走。可是转念一想，这样孤注一掷，只会让我挨上一颗子弹，也许她也会挨上一颗。后来我又盘算，能不能手脚着地，或者肚皮贴地，像蛇一样沿着甲板蜿蜒爬过去，到厨房的舱口偷听——再一想，又警告自己，这么冒险，十有八九会落得几英寸冰冷的钢刀扎进肋下或者喉咙。于是我就躺在那里，吓得冒冷汗，神经一点点垮掉，成了一堆精神上的破布烂骨头——突然，事先没有一点声响，我看见楼梯上出现了一个人影，轮廓衬在天空和星星上。

这绝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勇气——这一点我很肯定——纯粹是给吓的：我还一点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就已经甩开了毯子和枕头，跳起身来，发狂似的一纵，越过中间那一小段空当，趁这个闯进来的人那双软底的脚还没落到船舱地板上，一把抓住了他的胳膊。我自己气喘吁吁——可是回应我这阵疯狂的，却平静、冷静得像一个秋天的下午。

“你会划船吗？”

那一声低语清清楚楚，却几乎听不见，像一盆冷水浇在我心头，还伴着一声纯粹觉得好笑的、幽灵似的轻笑。这我永远忘不了。我松开手，在星光下盯着来客。是罗楚奋！

“会！”我答道，竭力稳住声音，压得跟他一样低，“会——我会！”

他指了指雷文小姐睡在里面的那扇门。

“叫醒小姐——越轻越好，”他低声说，“叫她准备好——上甲板——别出声。给你们准备好了——然后你们上岸，走，懂吗？你们再待在这里不好。”

“她——没有危险吧？”我问他。

“谁都没有危险，你照我说的做，”他答道，“都给你们准备好了——什么也不用干，上甲板，往前头去；上小船，走。快！”

他一句话也没再说，溜上楼梯不见了。有几秒钟，我站在那里拿不定主意。这是诡计，是圈套吗？我们到了甲板上会安全吗——还是会成为中国人子弹的靶子，或者中国人刀子的刀鞘？也许是！——可是——

我突然拿定了主意。到里间小船舱的门口只有一步——我在门板上刮了刮。门立刻开了——开了一条缝。

“什么事？”雷文小姐低声问。

这时我想起来，我们说好了，必要的时候，我叫她做什么，她都会二话不说照办。

“马上穿好衣服出来，”我说，“快！”

“我根本没脱衣服，”她答道，“我是和衣躺下的。”

“那就来，马上，”我吩咐道，“什么也别等！”

她立刻出了屋，在昏暗中到了我身边。我把一只手搭在她胳膊上，在那柔软丰润的胳膊上按了一下，让她放心。

“别害怕！”我低声说，“跟我上甲板。我们走了。”

“走！”她说，“离开这里？”

“来吧！”我说。

我在她前面上了楼梯，来到露天的甲板上。那一夜格外晴朗，星星非常明亮；双桅小帆船和岸之间的那片水面平静幽暗，横在我们面前；我们能清清楚楚地看见小湾上方的树林，树林边上一条白带子，那是银色沙子的海滩。在我们就要离开的这条船的前部，我还看见了，或者自以为看见了，几个影影绰绰的人影——那几个中国人要来送我们了。

可是有一个人影并不影影绰绰，也不是似有若无。楚就在那里，怀里抱满了毯子，等着我们。他一句话也没说，示意我们跟上，在前面沿着双桅小帆船的船舷走到小船那里，先下到小船里，扶我们下去，让我们坐好，把桨塞到我手里，又爬了出去，把那张黄脸朝我俯下来。

“你一直往前划，”他低声说，“正前面有好上岸的地方：海滩上也有干地方——天快亮了；那时你们穿过树林走。”

“这条小船呢？”我问他。

“小船留在那里——哪里都行，”他答道，“小船不再要了——我们走，沙洲上潮一涨满就走。希望你把小姐平安送回家。”

“上帝保佑你！”我低声说。我想起口袋里有些钱——碰巧有三四枚散放着的金镑——就把手伸进口袋掏出来，硬塞进那人爪子似的手指里。我听见他轻轻地咯咯一笑——随后他的头消失在双桅小帆船的船栏后面。我把小船推开，接下来的几分钟拼命划那两支桨，我这辈子不论干什么劳心或劳力的活儿，肯定都没有这样拼命过。雷文小姐见我这么认真，什么也没说，只是静静地掌着舵，让我们笔直地朝那个中国人指的地方驶去。说来也许奇怪，我们俩谁都没说一句话，直到稳稳地划了半个钟头，船头冲上了满是卵石的海滩，那里有一溜矮橡树一直长到岸边。我跳下船，心里那份感激难以形容——这时，因为一个很好的理由，我又开得了口了。

“老天爷！”我叫道，“我把靴子落在那间船舱里了！”

尽管我们仍然处在那种奇怪的境地，雷文小姐的幽默感还是冒了出来；她笑了。

“你的靴子！”她说，“那你可怎么办？这些石头！——还有那么长的路要走回家？”

“在那以前还有别的事要考虑，”我说，“现在还是半夜。可是这条船——你看你能帮我把它拖上海滩吗？”

那条船很轻，我们俩合力，总算把它拖过卵石，拖到矮崖底下，树林垂下来的边缘下面。光线朦胧——没有月亮，而且我们离开双桅小帆船以后，一团团云从东南方涌上来，遮住了星星——树林看上去黑得密不透风。

“我们得在这里等到天亮了，”我说，“这么黑，在林子里找不到路——他们从废墟那里把我们带下来走的那条路，如果算得上路的话，我连记都记不起来了。你最好坐在船里，裹上那几条毯子，舒服些。不管怎么说，他们想得真周到，还给了我们这些毯子！”

她又上了船，我用一条毯子裹住她的膝头，另一条披在她肩上。

“那你呢？”她问。

“我得当一回业余的靴匠，”我答道，“我要把这第三条毯子割成布条，裹在脚上——走石头、荆棘、蓟丛，更不用说那条荒原上的小路，脚上没点保护可不行。”

我掏出小刀，坐在船舷上干起活来；有几分钟，她一声不响地看着我。

“这一切是怎么回事？”她终于突然开口，“他们为什么放我们走？”

“不知道，”我答道，“可是——巴克斯特跟我们道了晚安以后，出了些事。听着！”我接着就把那个法国人和他的中国同伴回来以后双桅小帆船上发生的事都告诉了她。“这看起来像什么？”我最后说，“难道不像是那几个中国人要对那两个人下毒手吗？”

“你是说——他们打算——打算杀了他们？”她半带惊恐地低声问，“不会吧？”

“像巴克斯特那样过日子的人，我看除了横死，也没什么别的下场可指望，”我冷酷地答道，“是的，我想我就是这个意思。我认为那几个中国人打算除掉那两个人，带着赃物溜走——无疑干得够巧妙。”

“太可怕了！”她低声说。

“是免不了的！”我说，“照我看，那里的整个气氛就是——那一类的事。我们真是运气好得出奇。”

她又沉默了，好一阵没说话。我接着干活，把毯子条缠在脚上和脚踝上，再像绑腿那样绑在小腿上，扎牢。

“我不明白！”过了几分钟，她叫道，“那些人一定知道，我们一离开他们，一定会去报警的。不管我们对巴克斯特作过什么保证，对他们可没有作过。”

“我什么也不明白，”我说，“我知道的只是表面的情况。可是那个把我们送下双桅小帆船的温和的坏蛋说，他们要在涨潮的时候开船——只等外面沙洲上的潮水涨深了就走。我们还没来得及叫人去追，他们就能往北、往南或者往东跑出老远。假如他们真除掉了巴克斯特和他那个法国人，有什么能拦住他们穿过北海，跑到，比方说，俄国北部的哪个港口去呢？他们船上的东西在哪里都卖得出去——无疑，用不了几个钟头，他们就会把它全都熔成不成形的疙瘩了。”

她又一次沉默了，等她再开口，口气很果断。

“不，我认为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她断然说，“他们要靠风、靠天气，海又没有那么宽，有我们报信，他们会被抓住的。我敢肯定不是那么回事。”

“那是怎么回事呢？”我问。

“我有一个模模糊糊、迷迷蒙蒙的想法，”她答道，笑了一声，那笑声分明是表示自己并没有多大本事，“假如这些中国人——你说他们精明得要命、狡猾得要命——假如他们自己商量好了，要把巴克斯特和那个法国人连同赃物一起交给警察——交给当局呢？你明白吗？”

我刚做好那双新奇的鞋，用裹得厚厚的脚一跳站了起来，叫了一声——这一回可不是因为踩到尖石头疼的。

“天哪！”我说，“这倒是个主意！——这里头可能有点名堂！”

“我们以为荣在船上，”她接着说，“要是这样，我想我这个猜测也许是对的。假如荣去伦敦的时候碰上了这些人，投到他们手下做事，想弄清他们的秘密；假如他说服了另外几个中国人，把巴克斯特和那个法国人抓起来——总之，假如他一直在扮侦探呢？那不就能解释他们为什么把我们送走了吗？”

“能解释一部分——是的，也许能解释全部，”我一边琢磨这个新想法，一边说，“可是——要是你的推论是对的，他们打算在哪里、什么时候、怎样把人交出去呢？”

“那当然很容易，”她很快地答道，“只要把双桅小帆船开进，比方说，贝里克港，把警察叫上船就行了。非常、非常容易的事！”

“真是这样吗？”我若有所思地答道，“也可能是——不过，要是我们在这里待到天亮、潮水涨上来，就能看到那条双桅小帆船往哪边走了。”

“五六点钟之间是满潮，”她说，“反正昨天早上在渡鸦谷庄园是四五点钟之间——渡鸦谷庄园现在好像离得好远好远，在另一个世界里了。”

“饿吗？”我问。

“一点也不饿，”她答道，“可是——从昨天下午到现在，好像过了好久。我们见识了不少事。”

“我们无疑见识了内瑟菲尔德·巴克斯特先生。”我说。

“一个迷人的人！”她笑着说，“是那种——换了别的情况——人们会愿意请来吃饭的人。”

“嗯！”我说，“当然，他口才好，又说得头头是道。我敢说，有些女人会爱上这样的男人的。”

“多着呢！”她爽快地表示同意，“我刚才说过，他是个非常迷人的人。”

“啊！”我逗她说，“我昨晚就怀疑他引起了你的同情和兴趣。”

“我对你没靴子没鞋要同情得多，”她回嘴道，“不过你好像已经凑合出一双还算像样的代用品了，你不觉得我们可以动身回家了吗？非得穿过树林吗？我们为什么不沿着海岸走呢？”

“我拿不准我们能不能绕过这个小湾的南岬，”我答道，“昨天下午我从双桅小帆船的甲板上看过，就在那里，有一道墙似的岩石一直伸进海里。要是潮水在涨——”

“那就走树林，”她打断我说，“总能想办法穿过去的。再过一个钟头左右，天就要亮了。”

“你要是愿意试试的话，”我答道，“可是那里面比你想的要黑，路也更难走。不过——”

就在这时，她还没拿定主意，另一边突然发生的事就把我们俩的心思都从这件事上扯开了。隔着那四分之三英里水面，从我们刚离开的那座监狱那边，传来了一声左轮手枪的枪响，清清楚楚，绝不会听错，几乎紧接着又是一声。已经站起来的雷文小姐又突然坐了下去。第三声枪响了——第四声——第五声；每一声我们都看见了火光；毫无疑问，是从双桅小帆船的甲板上发出来的。

“开枪了！”她低声说。

“打起来了！”我说，“那正是——听那个！”

六七声枪响，尖厉、急促，一声接一声；然后是两三声，全混在一起；树林里和悬崖上传来了回声。火光一闪一闪地刺破黑暗，声音也很快就消失了——接着是一片沉重的寂静。

“那正是什么？”雷文小姐问——很平静。

“嗯，就算不正是我料到的，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我料到的，”我说，“我已经想到过，要是——嗯，假如那个中国人丢进那两只杯子里的东西，没有像他打算的那样叫人昏睡，巴克斯特和他的同伴醒了过来，发现有人在搞阴谋、在哗变，那就会——嗯？”

“打起来？”她说。

“你不是个娇气的姑娘，”我答道，“那就会是血淋淋的杀戮！不是他们死，就是另外那些人死。依我说，死神这会儿正在那条邪恶的船上走来走去。”

她没有回答。我们站在那里，盯着灰色水面上那一动不动的黑黝黝的船身，站了很久，听着。说实话，我竖着耳朵，想听到划桨的声音：我想，双桅小帆船上也许会有人急着要上岸。

可是寂静一直持续着。现在我们不再提动身回家的话了：想知道出了什么事的好奇心把我们留在那里，低声交谈着。时间过去了——我们几乎还没意识到夜已经过去，就突然发觉远远的天边升起了一道长长的、淡淡的黄光。

“天亮了，”我咕哝道，“天亮了！”

就在这时，我们俩都听见了一种声音。在沙洲外面什么地方，不过离岸很近，一条汽船正飞快地疾驶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