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暗中失窃
我把电报还给警督，一面扫了一眼三个人的脸。显然，他们想到的正是我脑子里一闪而过的那个念头。警督把它说了出来。
“这个，”他低声说，用手指敲着那张薄纸，“这个让今天早上的事有了点眉目。那可不是一桩寻常的罪案，先生们！两兄弟在同一夜被杀，地方相隔几百英里，这就说明事情不同寻常。有人存心要把这两个人都除掉！”
“这个诺亚·奎克，不是在索尔特·奎克身上找到的什么纸上提到过吗？”我问。
“一个信封，”警督答道，“当然在我们手里。他是德文波特霍拉韦街‘帕克上将’酒馆的老板——我是这么理解的。我给那里的警察局发了电报，告诉他们索尔特·奎克死了，请他们马上跟诺亚联系。他们的回答就是——这个！”
“秘密一定在德文波特，”卡扎莱特先生突然说，“是啊——你们要找消息，就得上那儿去找！”
“我们这里——关于我们这桩案子——什么也没查到，”警督说，“今天上午我一回到局里，就把能派的人都派出去了，到我动身来给您看这个的时候，雷文先生，还什么也没打听到。说来也怪，米德尔布鲁克先生，昨天下午这人跟您分手以后，我们就没找到一个见过他的人。您说他从克莱格店里出来，跟您分手以后，就往内陆登威克那边去了——可我的人把方圆十到十二英里以内的每个村子、每个农庄、每座路边小屋都问遍了，一点他的消息也没有。他到哪儿去了？他碰上了谁？”
“我看这是明摆着的，”我说，“他碰上了他在‘水手之乐’听说的那个人——那人跟他一样，也在打听一处老墓地，那里埋着姓内瑟菲尔德的人。”
“这件事，告诉他的那个人已经跟我们说过了——就是赶牲口的吉姆·盖尔思韦特，”警督答道，“他跟我们讲了前一两天夜里碰见这么一个人的事。可这方面我们也打听不到什么。好像谁也没见过那个人，跟没见过索尔特·奎克一样！”
“我想这一带海岸上总有些地方能让人藏身吧？”我说。
“比如说，山洞？”卡扎莱特先生插嘴道。
“也许有，”警督承认，“我当然要派人搜查海岸。”
“是啊，可你们什么也找不到的——到这会儿了！”卡扎莱特先生断然说，“那个人，赶牲口的吉姆说的那个，在动手以前，也许藏在哪个山洞里，或者哪个偏僻地方——这一带这种地方多的是；可一旦得了手，他就跑了！铁路又不远，清早往北往南都有火车。”
“附近各个车站的铁路上的人，我们都问过了，”警督说，“他们什么也说不出来。依我看，”他转向雷文先生，又侧过头朝卡扎莱特先生点了点，接着说，“这位先生说我们得到德文波特去找解释，真是一针见血——我越来越认定，这整件事都是从那边策划的。”
“是啊！”卡扎莱特先生简短而自信地说，“你们多知道一点诺亚的事，就能多知道一点索尔特的事。这是个漂亮的谜，底子深得出奇！”
“我已经给德文波特发了电报，请他们把那边案子的详细情况告诉我，”警督说，“明天我们开验尸会的时候，准能收到。”
第二天早上，雷文先生、卡扎莱特先生、猎场看守塔弗和我穿过园林，走到那家路边客栈去——索尔特·奎克的尸体就运到了那里，验尸官要在那里开庭调查。那些详细情况那时有没有到警督手里，我已经记不清了。不过我记得，那天上午只是照例宣布开庭，别的什么也没做；还记得收到了德文波特警察局的一封电报，说他们查不出两兄弟有没有什么近亲——那里谁也不知道有。总之，我想那天披露的不外乎我们已经知道的那些；据我记得，有好一阵子，两桩谋杀案都没有一点眉目。可是这两桩案子的谜叫我太感兴趣了，我把有关索尔塔什和渡鸦谷庄园两桩谋杀案的报纸报道都仔细收集起来，剪下贴在一个本子里。根据这些剪报，我现在可以把那年春天的惨案发生以前，人们对索尔特·奎克和诺亚·奎克所知道的一切，比较详细地讲一讲。
大约在一九一〇年底，诺亚·奎克在德文波特一条背街上接手了一家叫“帕克上将”的小酒馆，当了执照持有人。他显然不是从哪个特定的地方来的，可同样显然，他手头很有钱。那是一家有全额执照的酒馆，常有水手光顾。诺亚·奎克是个矮壮结实的中年人，沉默寡言，管店极严；为人稳重，不喝酒，对钱的事很精明。他是个单身汉，雇了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当管家，还有两个粗壮的女仆、一个酒吧女招待和一个酒馆杂役。他的店管得特别好；在他的验尸会上有人提到，警察从没接到过一次关于这家店的投诉；诺亚要应付的顾客相当粗野，维持秩序却格外有一套——确实，有一个证人说，他有机会观察过诺亚，看法是诺亚在干酒馆这一行以前，曾经身居什么有权威的职位，惯于叫人服从。他和“帕克上将”似乎一切都很顺当，直到一九一二年二月，他的弟弟索尔特·奎克在德文波特露了面。
谁也不知道索尔特·奎克的底细，只知道一般认为他是从沃平或罗瑟海特，或者泰晤士河沿岸那一带什么地方来到德文波特的。他的长相和性格都很像他哥哥，只是更爱交际，话也更多。他住进了“帕克上将”，和诺亚显然相处得很好：两人甚至很亲热。常有人看见他们俩一起在德文波特和普利茅斯，不过那时最了解他们的人注意到，他们从不去拜访什么亲友，也从没有亲友来拜访他们。有个人在诺亚·奎克的验尸会上作证说，他依稀记得，索尔特有一回跟他说知心话，说过他和诺亚是孤儿，世上一个血亲都没有。
根据查出来的所有情况，“帕克上将”里一切都顺顺当当、和和气气，直到一九一二年三月五日——读者会注意到，那是我自己离开伦敦去渡鸦谷庄园的三天前。那天，索尔特·奎克在普利茅斯的一家银行兑了一张六十镑的支票——他在那家银行开了户，是诺亚介绍的，诺亚也在那里存钱。那是上午的事；下午早些时候他就走了，临走对他哥哥店里的酒吧女招待说，他要先去伦敦，再往北去。诺亚送他到火车站。据大家所知，索尔特没带什么行李，连个手提包都没有。
他走了以后，“帕克上将”一切照常。管家也好，酒吧女招待和杂役也好，谁都不记得店里来过什么可疑的人，也不记得老板显出有什么麻烦，或者有什么不寻常的生意。一切都好端端的，到了三月九日晚上（正是我在诺森伯兰海岸遇见索尔特·奎克的那一天），诺亚告诉管家和酒吧女招待，说他得去索尔塔什一趟，见一个人谈生意，打烊前后回来。他七点钟左右走了，可到了打烊时没有回来。杂役一直坐着等到半夜，他还是没回来。“帕克上将”里他的人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直到第二天早饭刚过，警察来告诉他们，东家的尸体在索尔塔什稍上游的河岸上一个冷僻的地方找到了，他肯定是被人杀害的。
索尔特·奎克和诺亚·奎克的被害有几点相似之处。两人的行踪和所作所为，都能追查到某一点，过了这一点，就再也查不到任何情况了。拿诺亚·奎克来说，他坐渡船从基汉姆过河到了索尔塔什，在连接德文郡和康沃尔的那座大桥底下上了岸。那时天差不多黑了，可是有好几个跟他很熟的人看见了他，还跟他说了话。还有人看见他沿着陡峭的街道朝那个古怪的老村子的高处走去：他在那里进了一家客栈，在吧台喝了一杯威士忌，跟坐在客厅里的几个人搭了一两句话，过了一会儿，看了看表，就出去了——从此再没有人见到他活着。第二天早上，一个渔夫在附近一条河汊边上一个冷僻的地方发现了他的尸体——他跟索尔特一样是被刀刺死的，刺法也相似。也跟索尔特一样，凶手的目的并不是抢钱财和贵重物品。诺亚·奎克被发现时，身上有钱，有金币，有银币；还戴着一块金表、一条金表链和一枚钻石戒指；这些东西都原封未动，仿佛凶手对它们不屑一顾。可是这里两桩罪案又有一点相似——诺亚·奎克的口袋被翻了出来；背心的衬里被划开割破；那件厚厚的双排扣水手短外套被人从身上扯下来，同样搜过——衬里被割得稀烂，这件外套和他的大衣被人随手扔在尸体上。他那顶硬毡帽就在近旁——衬里被扯了出来。
根据验尸会上的证词和警察在各处收集到的事实，查出来的就是这些。两桩案子都没有一丝线索。索尔特·奎克在“水手之乐”门外跟我分手以后怎么样了，谁也说不出；诺亚·奎克走出索尔塔什那家客栈、走进黑暗以后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两次验尸会都裁定为某个或某些身份不明的人蓄意谋杀，两位验尸官也各自说了些巧合啦、神秘啦之类的陈词滥调。可是从已经披露出来的一切来看，我觉得能推断出几件事来，我发现我当时就把它们列了出来，写在剪报的末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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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特·奎克和诺亚·奎克掌握着某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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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害他们的人想把这个秘密弄到自己手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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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下手的凶手，很可能是某个团伙里的两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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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团伙——如果是团伙的话——和凶手都逍遥法外，要是他们已经把秘密弄到了手，就一定会加以利用。
由此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这个秘密是什么？我毫不怀疑，那是跟钱有关的事。可到底是什么，又是怎么回事呢？那段时间，我在这件事上大费猜测，也忍不住琢磨卡扎莱特先生和紫杉树篱的事。他从没提起过；我呢，有些害怕，有些不安，不敢把我看见的告诉他。有一段时间，他也没再提起他在烟草盒上下的功夫——说真的，我不记得他直接提起过。可是，大约在两个被害人的验尸会结束的时候，我注意到，卡扎莱特先生除了把大部分时间用在钱币研究上，闲下来就翻阅他在渡鸦谷庄园能找到的一切有关地方史和地志的书；他还在研究旧地图、海图之类的东西。他还从伦敦弄来了最新的军用测绘局地图，我看见他聚精会神地研究。可他什么也没说，直到有一天，他在书房里碰见我一个人，突然冲我问了一个问题。
“米德尔布鲁克！”他说，“那个可怜人在崖上跟你说话时提到的那个名字是——内瑟菲尔德？”
“内瑟菲尔德，”我说，“就是这个——内瑟菲尔德。”
“他说有内瑟菲尔德家的人埋在这一带？”他问。
“正是——在某个墓地里，”我答道，“怎么了，卡扎莱特先生？”
他捏了一撮鼻烟，像是要借它帮着想事。
“嗯，”过了一会儿他说，“说来也怪，开验尸会的时候，谁也没想到去查一查，到底有没有这么一处墓地，有没有这么些坟。”
“您为什么不提出来呢？”我问。
“我宁愿自己去查，”他带着心照不宣的神情说，“你要是想知道，我一直在设法查。可凡是有的地方史我都翻遍了——我想已故的约翰·克里斯托弗·雷文把印刷机里出来的、跟这一角有关的每一页东西都收齐了——可我找不到一处提到这个姓。”
“教区登记簿呢？”我提醒他。
“是啊，这个我也想到了，”他说，“有些登记簿印出来了，印出来的我都查过，没有结果。可是，米德尔布鲁克，我比以前更确信，那个死人知道他在说什么，这一带什么地方确实躺着早已作古的内瑟菲尔德家的人，他被杀的秘密，不知怎么的，就藏在他们古老的坟墓里！是啊！”
他又捏了一大撮鼻烟，看着我，像是想知道我同不同意。这时我脱口问了一句。
“卡扎莱特先生，您给那只烟草盒盖拍照片，查出什么来了没有？”我问，“您原先以为能查出点什么。”
叫我大为吃惊的是，他转身拖着脚走开了。
“那件事我还没弄完呢，”他答道，“它——正在进展。”
我把这番简短的谈话告诉了雷文小姐。她常和我一起待在书房里，我们常常讨论这两桩谋杀之谜。
“那只烟草盒盖上到底有什么？”她问，“真有什么能引起好奇的东西吗？”
“我想卡扎莱特先生把它们的重要性夸大了，”我答道，“不过上面确实有些记号、划痕，看起来像是有意划上去的。”
“那么，”她又问，“卡扎莱特先生认为它们可能是什么意思呢？”
“天知道！”我答道，“我想，是关于奎克被杀的什么高深莫测的线索吧。”
“我真希望看过那只烟草盒，”她说，“不管怎么说，挺有意思的。”
“那容易得很，”我说，“它在警察手里——奎克所有的其他遗物也在。我们要是走到警察局去，警督会很乐意拿给你看的。”
我看得出这个提议吸引了她——有些人一看到离奇罪案的遗物就会着迷，她也免不了有几分这样的心思。
“那我们去吧，”她说，“今天下午？”
我自己也有心再看看那只烟草盒；卡扎莱特先生对它的种种暗示，对摄影试验那种神秘的守口如瓶，都叫我好奇。所以那天午饭后，雷文小姐和我穿过田野走到警察局，被领去见警督。他客客气气，却也毫不掩饰地对我们专程跑这一趟表示惊奇。
“我们是有事而来的，”我说着，向他递了个眼色，“雷文小姐跟大多数女士一样，不是没有好奇心的。她想看看在索尔特·奎克身上找到的那只金属烟草盒。”
警督笑了。
“哦！”他叫道，“就是那位老先生——他叫什么来着？卡扎莱特先生？——那么热心要拍照的东西。哎，我不明白为什么——我只看见盖子里面有两三道浅浅的划痕。他发现了什么吗？”
“这一点，”我答道，“只有卡扎莱特先生自己知道。他对此一字不提，对这件事神秘得很。正是他这样守口如瓶、神神秘秘，雷文小姐才好奇的。”
“嗯，”警督宽容地说，“这份好奇心很容易满足。奎克的遗物都在我这里——还是在验尸官面前展示过以后收拢起来的样子。”他打开一个柜子，指着两个包裹——一个大的，用麻布包着；一个小的，用帆布裹着。“那个，”他指着麻布包裹接着说，“装着他的衣服；这个是他的随身物品：钱、表和表链，等等。您看，是封好了的，不过拆了这些封条，我们可以再封上新的。”
“您费这么大事，真是太好了，”雷文小姐说，“全是为了满足一时的心血来潮。”
警督说这算不了什么，便拆开了那个包得很仔细的小包裹的封条。里面整整齐齐地包着死者的随身物品，连他的烟斗和烟丝袋都在。他的钱在那里，钞票、金币、银币、铜币；还有一截铅笔头和一小段绳子；在他身上找到的每一样东西都留着。可是烟草盒不在里面。
“我——我没看见它！”警督叫道，“这是怎么回事？”
他把那些东西翻了一遍，又翻一遍——没有烟草盒。这一下他显然又恼火又困惑，按铃叫一名警员来，那人不一会儿就进来了。警督指了指那些物品。
“验尸会结束以后，不是你把这些东西收拢起来的吗？”他追问道，“开验尸会的时候，它们都摆在桌上——我们在那里展示过。我叫你把它们包好，带到这里来封上。”
“是我收的，长官，”那人答道，“桌上的东西我当场全都收拢了。包裹一直没离手，直到我带到这里封好。布朗巡佐和我一起数过钱，长官。”
“钱一点不差，”警督说，“可是少了一只金属盒子——一只烟草盒。你记得它吗？”
“说不上记得，长官，”警员答道，“当时在那里的东西我都包起来了。”
警督点点头，叫他出去了；屋里又只剩下我们几个，他转向雷文小姐和我，脸色很古怪。
“那只盒子是在验尸会上被人偷走的！”他说，“好了！——是谁？——为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