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黄脸人

烟草盒不见了，警督显然大为困惑，甚至可以说心烦意乱，我觉得我看出了他狼狈的真正缘故。卡扎莱特先生对这东西那份近乎老糊涂的热心，他曾经嗤之以鼻，没把老先生的请求当回事；现在他忽然发现，有人对这只烟草盒大感兴趣，而且巧妙地把它弄走了——就在他眼皮底下——他恼恨自己太不小心，太没眼力。我倒不介意稍微打趣他几句。

“您的第二个问题也许很好回答，”我说，“这东西被人拿走，是因为有人相信——就像卡扎莱特先生显然相信或者相信过的那样——盖子里面那些划痕或者记号里也许有线索。可是相信这一点、又设法把盒子偷偷拿走的是谁——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他沉吟着，过了一会儿点了点头。

“摆着这些东西的那张桌子，围着它坐的每一个人我都记得，”他很有把握地说，“有两三位官员，跟我一样。有我们的警医和洛里默医生。有两三位乡绅——都是治安法官，我都很熟。桌子下首有两个记者：他们我也够熟的。那么，这一伙人里，谁会去偷——说到底就是偷——这只烟草盒呢？整个审理过程中几乎没人提到它——要是提到过的话！”

“唔，我不知道，”我说，“不过您忘了一件事，警督。那就是——好奇心！”

他茫然地看着我——显然没听懂。我看得出，雷文小姐也没听懂。

“有些人，”我接着说，“心里痒痒的——也许是一种病态——想收集、占有一些遗物，罪案和罪犯的纪念品。我认识一个人，他有一个柜子，装满了这类东西——他很得意自己有一支曾经属于查尔斯·皮斯的笛子、一只在弗兰克·穆勒身上找到的钱包、一根据说是迪克·特平用过的马鞭，诸如此类。您怎么知道围着您说的那张桌子坐的人里，就没有哪一个有这种癖好，把这只烟草盒拿去作渡鸦谷庄园这桩案子的纪念品呢？”

“我不知道，”他答道，“可我认为不大可能：那一伙人我多少都认识，我想他们都很有头脑，不会干这种事。”

“不管怎么说，东西是不见了，”我说，“恕我直言——它不见了，您有点着急。”

“我是着急！”他坦白地说，“我来告诉您为什么。就因为在验尸会上没有人特别留意它。照我记得，它几乎没被提起——就算提起过，也只是一件东西，一件不起眼的东西，夹在那些更要紧的东西中间：钱啦，表和表链啦，等等。可是——有人——就在场的某个人！——认为它重要到非弄走不可。这么看来，它就是——恰恰是我原以为它不是的——一件要紧的东西。从卡扎莱特先生头一回提醒我注意盖子里面那些记号起，我就该对它多加小心才是。”

“您肯定验尸会上它在桌子上吗？”我问。

“这我肯定，”他确信无疑地答道，“因为我清清楚楚记得，那些东西是我亲手摆出来的。验尸会结束以后，我吩咐你们刚才见到的那个人把它们都收拢起来，带回这里封好。不——那只烟草盒是被人从那张桌子上拿走的——偷走的。”

“那么这件事就不止表面上看到的那么简单了。”我说。

“显然是这样，”他说着，将信将疑地看看雷文小姐，又看看我，“我想那位老先生——卡扎莱特先生——是靠得住的吧？我是说——你们不会认为他照相照出了什么，却瞒着不说吧？”

“雷文小姐和我，”我答道，“对卡扎莱特先生一无所知，只知道他是钱币和奖章方面的著名权威，以他的年纪来说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是雷文先生的客人。至于把研究结果瞒着不说，我得说，干这种事谁也比不上他！”

“是啊，我也这么猜，”警督咕哝道，“不过他要是发现了什么，我真希望他告诉我们。可我想他是不慌不忙的吧？”

“一点不错，”我说，“像卡扎莱特先生这样的人都是不慌不忙的。他那种特别性情的人，看待时间跟我们这些年轻人有点不同——人生的路他们已经走了很长一段，就不肯让人催了。好吧——我想您会去查查那只盒子的下落吧？顺便问一句，要是不涉及职业机密的话，索尔塔什那件案子您又听到什么了没有？”

“他们什么新东西也没查到，”他摇摇头答道，“那件事跟这件一样，是个大谜！”

“从您的角度看，这两件案子是怎么回事？”我问。我这样问，与其说是满足自己，不如说是让雷文小姐高兴——我知道她对这双重的谜很好奇。“您得出什么结论了吗？”

“这件事我想了很多，”他答道，“依我看，索尔特·奎克和诺亚·奎克两兄弟是那种通常说的有过一段过去的人，那段过去里藏着什么离奇的秘密——多半跟钱有关。我想他们生前最后那些日子，被什么老同伙跟踪了，盯梢了，随你怎么说，那些人杀了他们，指望弄到什么东西——文件，或者别的什么。我想知道的是——索尔特·奎克为什么偏偏要到这里来，到北方这一带来？”

“他说——是来找他母亲那边祖上的坟，内瑟菲尔德家的。”我答道。

“是啊，好吧！”警督几乎是得意洋洋地说，“我知道他是这么说的——可我已经叫人极其仔细地查过了。这一带哪处墓地都没有这个姓。从阿尼茅斯湾到芬纳姆滩，哪个教区的登记簿里都没有这个姓——那可是好大一片地方！您一跟我说起头一回碰见索尔特·奎克的事，我就着手调查了，这一区——还有更远的地方——每一位领圣俸的牧师和教区执事都在查。内瑟菲尔德这个姓根本没人知道——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

“可是，”雷文小姐忽然插嘴说，“在找内瑟菲尔德家的坟的，并不只是索尔特·奎克一个人！还有一个人。”

警督赞赏地看了她一眼。

“整个案子最神秘的就是这一点！”他叫道，“您说得对，雷文小姐！还有一个人——打听同样的事。他是谁！他在哪儿？我要是能一把抓住他——”

“您以为抓住他，就是抓住了杀索尔特·奎克的凶手？”我尖锐地问。

叫我意外的是，他也同样锐利地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

“这我可一点也不敢肯定，米德尔布鲁克先生，”他平静地答道，“一点也不敢肯定！不过我想，我能从他嘴里得到一些我非常想要的消息。”

雷文小姐和我起身告辞；警督送我们到警察局门口。我们正感谢他的殷勤招待，一个人沿街走过来，在我们近旁停下，带着询问的神气看看我们刚走出来的那座房子，又看看我们同伴那身漂亮的半制服。我们正要转身走开时，他终于碰了碰帽檐。

“对不住，”他说，“这儿就是警察局吗？”

这人的口气让我觉得他是有特别的目的才来的，我便更仔细地打量了他一下。他个子偏矮，身体粗壮，长着一张猎狗似的脸，眼神和嘴角都透着直爽；人不好看，顶着一头乱蓬蓬的沙红色头发，两颊和下巴上是三四天没刮的胡茬；可那份显而易见的直爽，加上目光里的某种沉稳，让人觉得他是个老实人。他穿得很粗糙，衣服上沾着草秆、干草、木屑，好像对农家生活很熟悉；右手拿着一根结实的白蜡木手杖。

“你说得对，朋友，”警督答道，“就是这儿！你有什么事？”

那人抬头看了看台阶上答话的人，眼神里分明带着几分幽默，好像这情形有什么地方叫他觉得好笑。

“您不认得我，”他答道，“我叫比曼——詹姆斯·比曼。我是约克附近来的。在这一带被杀的那个怪人的验尸会上，有个证人提到过一个人，我就是那个人。这事我早该来找您说的，可我刚回这一带，前些日子一直在那边切维厄特丘陵里头。”¹

“哦？”警督说，“那么——提到你什么了？”

詹姆斯·比曼咧嘴一笑，露出一口好牙，那笑容好像把他那张朴实的脸整个儿横着撑开了。

“说有个人打听内瑟菲尔德家的坟，那就是我，”他答道，“您知道——那天夜里在路边上，跟一个家伙打听的，那家伙是我在莱斯伯里外头碰巧遇上的。我就是那个人！”

警督转身看着雷文小姐和我，眼神里的意思多得说不出来。

“真是巧了！”他低声说，“这正是我们刚才说到的那个人。回我办公室去，听听他怎么说。跟我来，”他又招呼来人，“多谢你来一趟。好了，”我们四个人都进了屋，他接着说，“这件事你能告诉我些什么？内瑟菲尔德家的坟，你知道些什么？”

比曼笑了，摇着他那颗圆脑袋。这会儿他摘了那顶旧帽子，一头火红的头发红得扎眼，简直有点吓人。

“啥也不知道，”他说，“啥也不知道！我全跟您说——我就是为这个来的，听说您在纳闷我是谁，我上哪儿去了。我上这儿来——对，是三月六号——给我们东家丁布尔比先生看一批羊，头一晚就住在那边阿尼克的一家禁酒旅馆里。可禁酒旅馆嘛，睡觉吃早饭是不错，别的啥也不成，所以我在那儿喝过茶，就上街找家舒服的酒馆，好抽袋烟，喝上一两杯。我在那儿的时候，进来一个人，照报上说的样子，就是这个被杀的家伙。我没跟他说话，可过了一会儿，听见他跟老板说话。他跟老板扯了一大通这一带钓鱼的事，后来我听见他问老板——那老板好像是个钓鱼好手，四乡八里都熟——知不知道哪儿有什么地方，什么墓地，埋着内瑟菲尔德家的人？他把他们说了又说，那名字就在我脑子里扎了根。第二天我在阿尼克外头有事，去了一两个农庄，那天晚上又往北走，要到恩布尔顿去住。好了，往那边走的时候，天黑以后，我在莱斯伯里附近碰上一个人，跟他走了一段，发现他是本地人，就问他知不知道内瑟菲尔德家的坟。跟您说碰见过这么个人的，就是他。好啦！——我就是那个人。”

“那么你问这个问题只是出于好奇？”警督问。

“是啊——就因为我听见那个怪人打听过，”比曼承认道，“我就是琢磨，那是不是哪家他们说的有头有脸的人家。”

“你说在阿尼克见过的那个人，你后来再没见过？”警督问，“你自己也没跟他直接说过话？”

“再没见过那家伙，也没跟他说过一句话，”比曼答道，“他喝了一两杯朗姆酒就走了。不过我看，他就是被杀的那个人。”

“从你说的那时候起，你自己都去了哪儿？”警督问。

“一直在乡下转，”比曼爽快地答道，“我先到了奇林厄姆和伍勒，然后往前到切维厄特丘陵的几个农庄，再从阿尔纳姆和惠廷厄姆绕回阿尼克。那会儿我才听说了这件事的前前后后，就想还是来把我知道的这一点儿告诉您好。”

“非常感谢你，比曼先生，”警督说，“不管怎么说，你把一件事弄清楚了。你还要在附近待些日子吗？”

“我还要在这儿——至少是在那边阿尼克的禁酒旅馆——再待两三天，把我在这个那个农庄给我们东家买的羊收拢到一块儿，”比曼答道，“然后就走了。可您要是哪天用得着我，上巡回法庭什么的，我的地址是：约克，十字屋庄园，托马斯·丁布尔比先生的工头，詹姆斯·比曼。”

这个坦率直爽的人走了以后，警督看看雷文小姐，又看看我，眼神里大有文章。

“这就解决了一点，也似乎证实了另一点，”他意有所指地说，“杀索尔特·奎克的，不是哪个跟他抱着同样目的来到这一带的人。杀他的人是——本来就在这里的！”

“而且碰上了他？”我说。

“而且碰上了他，”警督同意道，“现在我比以前更急着想知道，卡扎莱特先生那个烟草盒的说法里到底有没有名堂。你们年轻人就不能哄哄卡扎莱特先生，让他透露一点吗？雷文小姐，他总会给您这个面子吧？”

“卡扎莱特先生有时候还好说话，”雷文小姐答道，“可有时候，我宁可去向斯芬克斯问话。”

“等着吧！”我说，“我坚信卡扎莱特先生知道些什么。而现在——您知道的比以前多了。一个谜已经解开了。”

“这反倒让那个主要的谜更加漆黑一团，”警督答道，“这一带这么多人，该怀疑谁呢？可是——看来索尔特·奎克在这里碰上了某个人，对那人来说，他的出现实在太不受欢迎，除了——迅速而确定无疑的死——别无他法！为什么？嗯——死人是不会说话的。”

雷文小姐和我第二次告辞。我们离开警察局走了好一段路，谁也没说话：我不知道她在想什么；至于我自己，我在琢磨那个粗鲁的约克郡人那番直来直去的话让我的看法起了什么变化。因为直到那时，我一直坚信，跟我们在“水手之乐”遇见的那位朋友、赶牲口的吉姆·盖尔思韦特搭话的人，就是杀害索尔特·奎克的凶手。我原以为，这个人，不管他是谁，在什么地方跟奎克碰了头，两人彼此认识，目的相同，他为了自己的目的用刀杀了奎克。如今这个想法被推翻了，照我看，搜寻真凶还根本没有开始。

雷文小姐忽然开口了。

“我想，凶手不大可能出席了那次验尸会吧？”她问，口气有点怯生生的，像是怕我笑话她的想法。

“完全可能，”我说，“那地方从里到外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可是为什么这么问？”

“我想，也许是他设法把那只烟草盒弄走了，因为他知道，只要它在警察手里，就可能有什么线索暴露他的身份。”她说。

“好主意！”我答道，“可是有一点对不上。凶手要是知道这一点，要是有这种顾虑，他在搜奎克衣服的时候——他无疑是搜过的——就会把盒子拿走了。”

“当然！”她承认道，“我早该想到这一点。可是跟这个案子有关的事情太多了——一根根线互相交织在一起。”

“你一直在想这件事？”我问。

她有一会儿没回答，我等着，心里纳闷。

“知道自己家门口出了一桩特别残忍的谋杀，而且说不定凶手还在近旁，我觉得这可不是什么舒服的事，”她终于说，“这件事叫人心里很不踏实。我知道弗朗西斯叔叔被它搅得心烦意乱极了。”

我有点吃惊地看着她。我没看出雷文先生有什么明显的不安。

“我倒没注意到这一点。”我说。

“也许没有，”她答道，“可我比你了解他。他是个特别神经质的人。你知道吗，出了这件事以后，他每天夜里都要在屋里转一圈，查看门窗？——而且——他开始随身带一支左轮手枪了。”

最后这句话叫我思索起来。雷文先生为什么要预料——就算不是预料，为什么要害怕——有人袭击他呢？可我还没来得及对同伴的话说什么，注意力就被引开了。那天整个下午，天气一直像要变——空中隐隐有雷。这时，突如其来地，一道闪电过后紧跟着一声炸雷，随即下起了倾盆大雨。我看了一眼雷文小姐那身单薄的衣裙——虽然还是早春，天气已经暖和了一个多星期，她出门穿的衣服一转眼就会湿透。好在这时我们正走到一座老式的红砖房子跟前，那房子离路只有一两码，中间只隔着一条窄窄的花园。房子有个很深的门洞，我也顾不得客气，推开前面的小门，把雷文小姐拉进门洞里避雨。我们背对着门（我一点也没听见门开）站了没几秒钟，一个柔和悦耳的声音就在我耳边响起来，吓了我一跳。

“请进屋来避避雨吧？”

我猛地转过身，发现自己正盯着一双细缝似的眼睛和一张老羊皮纸颜色的脸——一个笑眯眯的中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