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是女人干的吗？

就算雷文小姐和我忽然被一张魔毯从这个海边小村卷走，送到远东，一眨眼落在哪个东方人家的门槛上，我们也不会比看见这张和颜悦色、笑眯眯的脸更吃惊了。一时之间，我想不出这人会是谁、是干什么的。他穿着本国的服装，一件整洁合身、高领扣紧的蓝色短褂；头上戴着一顶小帽，帽后垂着一条辫子——我对中国服饰了解不多，从这些东西上看不出他的品级或身份——说不定他是一位满大人，出于什么奇怪的缘故，来到了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我回答他那客气的邀请时，话一定说得很慌乱、很笨拙。

“哦，谢谢您，”我说，“千万别为我们费事。只要让我们在您的门廊下站一会儿——”

他往旁边让了让，客客气气地挥手请我们进身后的门厅。

“要是我让一位女士和一位先生站在洛里默医生的门口，却不请他们进屋，洛里默医生会很生我的气的，”他说，声调还是那样平稳悦耳，“请进屋吧。”

“哦，这是洛里默医生的家？”我说，“谢谢您——那我们就进来了。洛里默医生在家吗？”

“就回来，”他答道，“他在村里。”

我们进去以后，他关上门，鞠了一躬，从我们身边走过，在前面引路穿过门厅，推开一间屋子的门，那屋子朝着房后一座整齐的花园。他仍旧笑眯眯的，和颜悦色，请我们坐下，又鞠了一躬，出去了，走路像踩在丝绒上一样。雷文小姐和我互相看了一眼。

“原来洛里默医生有个中国男仆？”她说，“多么——有趣！”

“嗯！”我咕哝了一声。

她带着询问、半是好笑的神气看了我一眼，压低了声音。

“你不喜欢——东方人吗？”她低声说。

“在东方我喜欢他们，”我答道，“在诺森伯兰嘛，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跟这里的风景不相配。”

“我觉得他在这里倒挺相配，”她回嘴道，一边环顾四周，“这里有点东方味儿。”

这一点她说得对。我们被领进来的这间屋子，确实叫人想起人们所说的印度。地板上铺着精美的印度地毯；柜子里摆着象牙器和铜器；窗帘的料子只能是从东方哪个集市上来的；屋里有一股淡淡的、奇特的檀香和干玫瑰花瓣的气味。英国人家的壁炉台上通常摆一只大理石座钟，这里却供着一尊格外丑陋的印度神像，盘着腿，形状丑恶，那双凶光毕露的眼睛似乎跟着我们的一举一动转。

“是的，”我若有所思地承认，“我觉得他在这里倒是相配。洛里默医生说过他在印度待了好些年，是不是？看来他把印度也带了一部分回家。”

“我想这是他的客厅，”雷文小姐说，“要是窗外是棕榈树，还有——还有所有让人想到印度的东西，那就好了。”

“正是，”我说，“可窗外却是一座地道的英国花园，这会儿正有一吨左右的雨往上面浇。而我们离渡鸦谷庄园差不多有三英里！”

“哦，雨不会这样一直下下去的，”她说，“就算一直下，我想我们也能弄到辆什么车——也许洛里默医生有辆四轮箱式马车可以借给我们。”

“我看不大可能，”我说，“我想乡下医生靠自行车多过靠四轮马车。不过洛里默医生来了。”

我刚瞧见他从花园那堵爬满常春藤的墙上开的一扇门里进来。他沿着小径急急地跑到房子跟前——一两分钟后，脱了雨衣，推开了我们这间屋的门。

“真高兴你们离这儿近，能拐进来避雨！”他叫道，热情地跟我们握手，“我看你们俩都没料到会下雨——我倒料到了，出门时作了准备。”

“我们看见头一个门就往里钻，”雷文小姐说，“可一点也不知道这是您家，洛里默医生。您可得告诉我！——那个中国人，”她压低声音接着说，“是您的男仆吗？”

洛里默搓着手笑了。那天他没穿到渡鸦谷庄园拜访时那身庄重的鸦黑色华服，而是一身灰色花呢衣服，我觉得这身打扮比穿黑衣服时显得年轻些，也不那么叫人肃然起敬。可他确实不是个寻常的人。他站在那里，对着雷文小姐那张急切的脸微笑，我意识到，他是那种有点神秘、颇难捉摸的人物，女人自然会对这种人感兴趣。

“男仆！”他又笑了一声，说，“我就这么一个仆人。荣——他还有两三个单音节的名字，不过叫荣就够了——是个无价之宝。他是模范厨子、贴身男仆、洗衣工、总管杂役——没有他不会干或不肯干的事，从做最地道的咖喱——我一定要请雷文先生来尝尝，跟他家厨子的手艺比一比！——到上各家铺子采买时连半便士都算得清清楚楚。哦，他是个宝贝——我向您保证，雷文小姐，您随时可以把这所房子转个遍，找不出一样东西放错了地方，哪个角落里也找不出一点灰尘。一个模范！”

“我想他是您从印度带来的吧？”我说。

“是的，从印度带来的，”他答道，“我离开以前，他已经跟了我一段时间。所以，当然了，我们彼此都很习惯了。”

“那他真喜欢住在——这里吗？”雷文小姐问，“环境跟原来完全不同啊？”

“哦，这个嘛，我看他是个很会随遇而安的老手，”洛里默笑着说，“他是个哲学家。深沉——莫测高深——总之一句话，他是中国人。他自有他的快乐之道。眼下他正在给你们准备茶点，这就叫他快活极了——你们也许想不到，那个蜡黄脸的东方人做的英国葡萄干蛋糕，能叫伦敦最时髦的糕点师傅都自愧不如！你们一定得尝尝！”

不一会儿，那个中国人就来请我们用茶，茶点摆在另一间屋里——显然是洛里默的餐厅。那里没有一点东方味儿，倒是十足的维多利亚式，满是笨重的家具和钢版画，餐具柜上还摆着一排东西，我想是祖传的金银器皿。荣恭恭敬敬地把我们和他的主人请进去，就退了出去；门在他身后关上以后，洛里默俏皮地看了我们一眼。

“你们看那家伙多么容易、多么巧妙地顺应眼前的需要，”他说，“你们也许想不到，这可是我头一回有幸请客人来喝下午茶。瞧瞧荣是怎样马上就照着英国人的口味和习惯来办的！我一句话都没说，银茶壶拿出来了，最好的瓷器、最好的桌布也拿出来了！他端出了最拿手的葡萄干蛋糕；黄油面包切得薄如蝉翼；还有这茶——唉，雷文小姐，没有一个英国女人能像一个中国男仆那样沏茶！”

“很明显，您家里有个宝贝，洛里默医生，”雷文小姐说，“不过，中国人本来就很聪明，是不是？”

“确实是非常了不起的人，”我们的主人同意道，“精明，眼尖，看得透。我常常想，我这个仆人要隔着砖墙也看得透，是不是也没什么难处！”

“那么，要解开眼下这个谜，他也许用得上，”我说，“警察看来一点进展也没有。”

“啊，奎克的事？”洛里默说，“嗯！——好吧，这件事依我看，不管能弄出什么眉目，都得从另一头去弄——从德文波特那头。从我听到的、了解到的一切来看，很显然，真正需要的，是严格查一查诺亚·奎克那家酒馆里最近发生的事，还有诺亚和索尔特的来历。有什么新消息吗？”

我简短地把那天下午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詹姆斯·比曼提供的情况，还有烟草盒失踪的事。

“这就怪了！”他说，“我想想——对那只盒子有些想法的，是我在渡鸦谷庄园见到的那位老先生吧？——卡扎莱特先生。他是怎么想的呢？”

“卡扎莱特先生，”我答道，“看见了，或者自以为看见了，盒盖里面有些记号或划痕，他认为是有意思的：他相信这些是有意划上去的——是有目的的。他以为先把它们拍下来，再放大照片，就能让那些记号显得更清楚，也许能弄明白它们到底是做什么用的。”

“是吗？”洛里默说，“那么——他发现了什么？”

“到现在谁也不知道，”雷文小姐说，“卡扎莱特先生什么也不肯告诉我们。”

“看来他是发现了点什么，”洛里默说，“不过——老先生们总有点古怪，有点虚荣。也许他要突然抛出一个了不起的理论，想在开口以前把它弄完善。哦，好吧！”他几乎漫不经心地补了一句，“我这辈子见过不少谋杀之谜——在印度那边——我总是发现，要查个水落石出，真正的好办法就是往回查！——尽可能往回查。我要是负责这两件案子的警察，就把一个问题摆在面前，在想尽一切办法解答它以前，别的什么都不干。”

“那个问题是——什么呢？”我问。

“是这个，”他说，“诺亚和索尔特·奎克的来历是什么？”

“您认为他们有过什么过去？”雷文小姐问。

“谁都有过去，”洛里默答道，“可能是这样的过去，也可能是那样的。可是现在的问题，几乎都要在过去找到根源、找到答案。查出那两个中年人这辈子干过什么、到过哪里！——然后才有机会往前走。”

我们喝完茶不久雨就停了，过了一会儿，雷文小姐和我就告辞了。洛里默告诉我们，雷文先生请他第二天晚上去吃饭，所以很快就会再见到我们。

“这对我来说可是件大事！”他打开花园的门，快活地说，“我在这地方过得像个隐士。一点点——非常少的一点点病人——这里的人健康得不像话！——再加上大量的科学研究——这就是我的日子。”

“可是您有一个宝贝似的仆人，”雷文小姐说，“请告诉他，他的葡萄干蛋糕好极了。”

那个中国人这时正站在敞开的门口，等着伺候主人。雷文小姐笑着朝他点点头，他深深鞠了一躬作答——我们离开时，心里留着那幅奇特的画面：洛里默，虽然在东方住了很久，骨子里却是个英国人；那个中国人，和颜悦色，温文有礼，笑眯眯的。

“真是奇特的一对，奇怪的组合！”我们走开的时候，我说，“不管怎么说，那所房子里有的是脑力。叫我吃惊的是，荣这位老兄这么聪明的人，居然甘心把才干埋没在异国他乡、与世隔绝的地方——做做咖喱和葡萄干蛋糕！”

“也许他对主人忠心耿耿，”雷文小姐说，“不管怎么说，在英国的村子里碰到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是很浪漫、很有趣的事——不知道那可怜人会不会因为他那身古怪衣服和辫子被人取笑？”

“洛里默不是说他是个哲学家吗？”我说，“那他就不会在乎别人的议论。我看他大概不怎么出门。”

不过，一两天以后我发现，那个中国人并不完全深居简出。那天我在书房里辛辛苦苦干了一天活，沿着岬角独自散步，拐进“水手之乐”去喝一杯克莱格那确实不错的啤酒。我进门时，荣正好从店里出来。他还是跟上次一样整洁，一样和颜悦色，一样笑眯眯的；还是穿着蓝色短褂，戴着小帽。不过这时他拿着一把很大的伞，一只胳膊上挎着篮子，装满了小包小裹，显然是出来买东西的。他深深鞠了一躬，恭恭敬敬地笑着向我问好，就走了——我进了客栈，看见老板一个人在酒吧间里。

“你这儿来的客人有些可真古怪，克莱格先生，”他照应我要的那点东西时，我说，“不过我想，一个活生生的中国人走进来，这种事不常有吧。”

“他来过两三回了，那一位，”克莱格答道，“中国人倒是中国人，那没疑问，先生，可我觉得，这个国家的事他准跟他自己国家的事知道得一样多，因为他说起我们的话来跟本地人似的——有点软，有点拿腔捏调，可从来不会找不着词儿。我知道他是洛里默医生的仆人。”

“他伺候洛里默医生有好些年了，”我答道，“无疑有的是机会学这种话。不过——在这一带看见一个中国人，连辫子都带着，总是件稀奇事，是不是？”

“嗯，什么样的人我这儿都来过，来来去去的，”克莱格若有所思地答道，“多半是跑船的。可是，”他意有所指地看了一眼，又说，“这些人里头，最神秘的还是前些日子挨了刀子的那个可怜家伙！您怎么看这件事，先生？”

“我不知道该怎么看，”我说，“我想谁也不知道该怎么看。反正警察是不知道！”

“警察！”他带着嘲笑的口气叫道，“呸！他们比一群老太婆还不如！他们试过吗？不过在面上问一问——事情就溜过去了。当然了，那人是个外地人，谁也不在乎；就是这么回事。照我看，这事到底查不查得清，警察连这根火柴棍那么点儿都不在乎。热闹个九天也就过去了，您知道的，米德尔布鲁克先生。不过——外头议论得还是不少。”

“我想你这间酒吧里听到的议论一定不少吧？”我说。

“晚上——是的，”他说，“谋杀总是个好话题。起先，那些晚上来这儿的人——是一帮常客，从崖后头那个村子来的——除了这件事啥也不谈，一会儿这个说法，一会儿那个说法。当然，现在已经冷下去不少了——没有什么新鲜事让他们换个方向再议论起来——可到现在也还有些议论。”

“大家的意见是什么呢？”我问，“我想总有一种吧？”

“嗯，好吧，我可说不上有什么大家一致的意见，”他答道，“意见多着呢。还有些古怪的想法！”

“比如说什么？”我问。

“嗯，”他笑着说，好像觉得这种说法很可笑，“有一种说法，比别的几种更接近于您说的大家的意见。来这儿的老人里有一帮，一口咬定奎克是被一个女人杀的！”

“女人！”我叫道，“他们怎么会这么想？”

“就是那些脚印，”克莱格答道，“您还记得吧，米德尔布鲁克先生，那一带的沙子上有两行印子。一行肯定是奎克的——跟他的靴子对得上。另一行很轻——您可以说很秀气——毫无疑问是一个脚步很轻的人踩出来的。嗯，这一带有些人在出事那天到克恩威克湾去看过那些印子。他们说，轻的那行是女人踩的。”

我回想起那天早上发现奎克死在那片黄沙滩上的情景。

“当然，”我若有所思地说，“那些印子现在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是啊！”克莱格叫道，“早没了。从那以后，潮水在那地方冲过好多回了，米德尔布鲁克先生。可潮水冲不掉有人在那里送了命这件事！不管是男是女把那把刀子扎进那可怜家伙的肩膀，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

“这我可不那么肯定，”我说，“那一类的谜，没解开的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嗯，我相信那句老话，”他断然说，“杀人总会败露！我不喜欢的，是想到那个凶手说不定就在这一带走来走去，逍遥自在，谁也不怀疑他。哎，说不定我还给他倒过一杯啤酒呢！有什么能拦着这种事？杀人犯脑门上又不贴标签！”

“你认为警察应该做什么——或者说，本来应该做什么？”我问。

“我认为他们本该往回查，”他断然答道，“报上的东西我能找到的都看了，我得出的结论是，这两个人背后有个秘密。您想想！两兄弟在同一个晚上被杀——相隔几百英里！这可不是寻常的罪案，米德尔布鲁克先生。这两个人——诺亚和索尔特·奎克——是什么人？他们过去是干什么的？这才是警察本该忙着去弄清楚的。要是在这里断了线索，或者找不着线索，就该往老远的过去去查。要想往前走，就得往回查。”

这个忠告我已经是第二次听到了，一路琢磨着它，回到了渡鸦谷庄园。这话无疑很有道理。诺亚和索尔特·奎克到底是什么人——他们这辈子是怎么过来的？我正琢磨怎样才能把这一点弄个水落石出，换好衣服准备吃晚饭，往楼下走的时候，卡扎莱特先生的门开了，他悄悄把我拉进了屋里。

“米德尔布鲁克！”他低声说——虽然他已经小心地关上了门，“你是个明白事理的小伙子，我要告诉你一件事。就在今天早上，我下海泡一泡水的时候，留在岸上的外褂里的皮夹被人偷了。偷了，米德尔布鲁克！”

“里面有什么很值钱的东西吗？”我问。

“是啊，有！”卡扎莱特先生答道，“里面有样东西，依我看，也许是查明那个人被杀真相的一条什么线索！”